我人生阅历中的两个老师
妈常说，我是她心中永远的痛。我想：二十三年前我俩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见面时，她就不知该如何对付我了：我的生活、我的学习、以致于我长大以后的工作 …….等等。
大学毕业后，我就像个跟班的，一直被妈走到哪儿拽到哪儿，有时连出差都带上我。虽然她尽可能地向我灌输着她的各种工作经验，但仍改变不了固执的我自有的思维，我们俩时常为一些问题发生争执。今年，在一个医生朋友的建议下，我终于被推上了社会。
春节前的一天，妈和小姨带着我见了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板，他是这儿的总裁，姓范，也是小姨的朋友。大家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会儿，问了一些问题，就算通过了面试。可笑的是，一见面我竟然管范总叫“叔叔”，妈尴尬不已。第二天，我包里背着各种证件文凭和茶杯眼镜等物件，脑袋里塞满了妈罗嗦了一百遍的叮咛，开始了我第一次真正的上班。
这家网络公司原来规模很大，做期货、网络以及各种项目，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缩水，期货大笔地陪钱，公司几度搬迁。等我进入这家单位时，已是九斤老太不知几代的儿子——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的工作是给当初称作“叔叔”的范总当秘书。一个办公桌、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和工作环境。办公室的布局是这样的：顶里边最大的一个房间是范总的，门永远是关着的，旁边一个屋里是办公室主任苏经理，对面一个稍小的屋子坐着范总的另一个秘书，一个去年刚毕业的南京男孩，比我还小一岁，姓申。他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显得稳重而老练。因为小申的工作忙不过来，所以把我招了进来。
以我的个性，一般不会先和别人打招呼，绝不是因为架子大，而是常常不知道别人是否有空或者是否愿意和我讲话，不过一旦熟悉起来，我还是非常愿意和别人交往的。因牢记妈的教导：要和周围同事搞好关系、对人要谦虚、做事要主动…..所以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改变自己的习惯。
由于工作原因，我第一个和小申熟悉了起来。苏经理四十几岁，北大毕业的研究生，胖胖的，对人极其和善，工作半年多，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总是耐心地指点我。第一天上班，他还带我去吃饭。但我仍有点怕他，不敢跟他耍猴儿，毕竟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县官不如现管。对于小申，我觉得是同龄人，所以说话自然多了。经过几次交谈，我得知他家在乡下，他非常珍惜手头的工作，按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在这儿干，就得回乡下老家挑大粪。”我不知他说的是否夸张，但他确实很认真地干着自己的工作，和同事以及众多的老总们关系都非常好，这让我刮目相看，甚至有点敬佩他。
正当我打算虚心向他学习，想做第二个小申时，一件事让我改变了看法。有一次，文件夹不够用了，管文具的阿姨那儿也正好断了档，小申让我去买。到北京虽然来了一年多，但我出门从来不带脑子，只是跟着妈走，知道她绝不会把我弄丢了，所以到现在我还找不着北，整个一个乡下小丫头。小申问了我两个地方，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只见他白皙的小脸上一下子沉了下来，不高兴地说“算了算了，我自己去！”看着小申瘦小忙碌的身影，想着室外炽热的阳光，一种从未有的内疚和自责油然而升，我真恨自己平常走路不看路，决定今后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事补偿对他的这份愧疚。
稍后，我有事去了销售部。怎么那么巧，销售部的人也说一会儿要去买文件夹，我一听，一个箭步冲回办公室，高兴地对小申说：“销售部也要去买文件夹，咱们让他们一块儿带回来吧！”谁知他头也不抬，极不耐烦地对我一挥手：“哎呀，不关你的事不用你管！他买他的我买我的！”我一下子愣在哪儿了，一个文件夹，分你我吗？大家都是在一起领办公用品的呀！况且我是好意，不想让他大热天上街。我不知自己的话有哪里不对，又不敢再问，只好悻悻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我安慰自己：也许是他太忙吧，我真不该没有眼力，在这时打扰他。
屁股还没落座，苏经理出来了。只见小申连忙站了起来，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堆着满脸的笑容对苏经理巴结地说：“您让我做的事已经快办完了，我会尽快地交给您。”我曾在电视上看过四川的绝技“变脸”，但现实生活中的变脸，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想到刚才小申那副极不耐烦的表情，和现在面对苏经理时那张阿谀的脸，我瞪大眼睛张着嘴，仿佛被钉子钉在座位上一般，但心里却顿时冒出很多感慨，不知该说些什么。
整个一下午，我没有心思做事，这一幕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原本对小申努力工作的敬佩荡然无存，他在我心中一下子再也没有一点分量了。小申这样做，也许是因为自己家在农村，很看重这份工作，想努力地搞好与上司的关系，但这么明显地把人分为等级来对待，让我极为反感。事后，我不止一次想过：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会这样？或许他为了自己能更好地生存，或许怕我顶替了他的位置，或许……对于他，我心里除了悲哀，再也没有其它的感觉了。
在公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件事。一天，我接到一个找范总的电话。因为平常他的电话都由我转接，那天正好范总不在，那人以为我在骗她，在电话中莫名其妙地把我骂了一顿。我一句话都没说，放下了电话，呆呆地坐在凳子上。这是我第一次受这么大的委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我去了公司副总的办公室。副总姓赵，也是小姨的朋友。当我把发生的事情向他讲了一遍后，他放下手中的工作，慢慢地告诉我以后该如何应对一些突发的事件或问题。不知不觉，我俩聊了起来。
赵总是个胖胖的中年人，语言中带着一些天津口音。在平等的交谈中，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了。他讲起了小姨和我妈。他说我妈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有什么事多和她商量，听听她的意见。他似乎知道我的心态，又讲起了自己：他小时候非常淘气，经常给家里惹祸，父亲为他伤透了脑筋，经常跟他耐心地讲道理。很多时候，父亲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处世经验一遍遍地讲给他听，叛逆的他把这一切都当作耳旁风。渐渐地，他长大了，走上了社会，摔了一个个的跟头，碰了一个个的钉子，事实验证了父亲当初的许多教导都是为了帮助他少走弯路。然而，当他想跟父亲推心置腹地交流，再次听听父亲的教诲，得到父亲的指点时，父亲早已永远地离开了他。说到那儿时，赵总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俩都沉默了。
我悄悄地退出了赵总的办公室，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没想到和赵总的交谈让我得到了这个意外的收获，我不但不再为刚才的电话生气，而且一下子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她的唠叨，想起了她的爱抚，想起了她亲切的目光，也想起了我的淘气和叛逆。我第一次想真正地和妈好好地聊一聊。
参加工作半年多，在公司里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的两件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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