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2007年 作者：江湖山人
(人气：4203 发表日期：2008年03月20日 17:46:18)
我一直希望象阿甘一样，过着快乐而简单的生活。然而，每当我看到那山头上飘着的朵朵白云时，我心里又顿时充满了憧憬与希望。
2007年对我来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回家过春节，按照家乡的习俗，大年初一早上必须由家里的主事人起床开大门放鞭炮，称之为“开财门”。大概意思是冲掉过去一年中所有的晦气，给新的一年带来好运，希望在新的一年中能够财源滚滚。小时候，这一工作都是由爸爸来做的，当然爸爸有时候也会带着我。等我上大学后，只要我回家过春节，这一工作就由我来完成了。
2007年正月初一早上5点，我照例起来放鞭炮。开门一看，外面下着小雨，因为放完还得回去继续睡觉，衣服穿得少，一出门就被冷得一激凌。年前我特意跑到集市上买了一大盘挂鞭，展开了足有三米多长。由于现在的鞭炮比较厉害，我先把鞭炮展开在门口的水泥坪上放好，然后点燃了快速跑开等它放完，以前也都是这样的，都很顺利。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次挂鞭燃放一半就自己熄灭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心理当时就格登了一下。记得我大概13岁时与爸爸一起起来“开财门”，当时是把一小挂鞭炮挂在墙上点燃的，燃到一半也突然熄灭了，那时我也不懂，点燃继续放完也就过去了。然而，这一年我们家承包的地种的水稻不知什么原因虫灾出奇地厉害，农药用得比别人多一倍，产量还是减少了一两成。爸妈为此事吵过很多次架，我隐隐约约听到妈妈和姐姐说是由于我和爸爸大年初一“开财门”时没有一炮打响。
其实，我在外地过春节时根本就没有在大年初一放过鞭炮，照样没什么事情。尽管我不相信这些封建迷信，但这件事还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定的心理阴影，所以以后每次回家大年初一放鞭炮我都格外小心，希望“一炮打响”。所以07年遇到这事情我心里就有了疙瘩，更糟糕的是我第二次把剩下的鞭炮点燃后还剩下一尺左右时它又熄灭了，于是我干脆把剩下的扔了。
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从家里回北京后我就忐忑不安地过着每一天。不知是巧合，还是我妈妈说的“一炮打不响”的事情非常灵应，2007年4月，我的偏头痛突然爆发，尽管以前我犯过这病，但这一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猛烈。我自认为自己的忍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但这次的头痛已经超过了我能够忍受的极限。以前最多痛一个多小时也就过去了，这次最长的连续持续10个小时以上，而且有一个星期我都没有躺下睡觉，只能坐着。要不是想着年迈的父母以及自己肩上的责任，我真的想一死了之了。
经过北京中医院朱大夫用针灸和药物结合治疗了将近一个月，头痛终于好了，这一个月我几乎没有正常上班。我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主管市场开拓和水务投资业务，由于我的缺位，公司有两笔业务出了问题。一个项目我公司中标了，但项目投标人员在投标时成本计算出现了失误，而且对项目的判断也出现了失误，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另一个项目比较大，合同标的大约1亿元人民币，由于项目比较大，我不在位，该项目投标决策由公司总经理亲自决定，但不幸的是标书编制人员在编制商务标书时出现了失误，最终我们的标书被废。这两件事情使公司总经理非常恼火，把我、市场中心总经理、市场中心市政工程部经理叫过去痛批了一顿，并责问如何承担责任。
此时我马上又想起了大年初一“开财门”一炮没打响的事情，我想也许这是此事的又一个验证吧。此时我只想这事过去后，下半年我就会一切顺利了。于是我主动承担了这两件事情的主要责任，尽管这两件事情的决策都与我无关，实际的失误更与我无关。为此，我辞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一个职务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关键是我不想以后家里在出现任何的不顺了。
然而，事与愿违，你担心出事情，事情还就真的来了。2007年我已经36岁了，由于各种原因我和妻子结婚10年了还没有要小孩，我是家里的独子，来自父母和家乡传统观念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2006年底妻子因为宫外孕作过一次手术，一直休养了将近一年，直到2007年年底我想差不多了，所以就想再一次要小孩。2007年12月妻子发现自己出现怀孕症状，但过了30多天到医院一检查又是宫外孕，上一次是左侧，这一次成了右侧。
我把妻子紧急送到了北医三院，医生告诉我，由于妻子左右输卵管都出现了宫外孕，再加上妻子也已经36岁高龄，以后可能无法怀孕生小孩了。这个结果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我无法接受，更无法面对年迈的父母，我不知道今年春节回家如何再跟父母解释了。我和妻感情很好，为了生小孩与妻子离婚，我无法开口，本来性格开朗活泼的我从此后变得郁郁寡欢，工作也没有了任何动力，我不知道我的一生如何会如此灰暗。
2007年12月，父母问我是否回家过春节，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回去。如今父母均已70多岁，身体也每况愈下，我决定以后每年都回家陪他们过春节，我知道他们也是盼着我回去的，尽管他们嘴上说你工作忙就不用回来。于是我早早就预订了08年1月31日的飞机票打算回家，其实我们2月4日才放假，但是我在镇上为父母盖了一座房子，已经盖好两年了，由于没有通水，一直无法住。07年底姐姐他们想办法把水引回来了，于是我打算提前几天回家，买点家具和电器让父母从山上搬下来。
2008年1月16日，与姐姐通电话，得知家里开始下雪了，非常冷。由于我们家乡几乎每年冬天都会出现下雪或者冻雨天气，只是规模大小而已，所以也没有在意，只是习惯性地叮嘱姐姐照顾好爸爸妈妈。没有想到这次下雪发展成了新中国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雪灾，1月20日以后，湖南、贵州、湖北、安徽等省的雪灾灾情就不停地出现在媒体的头版头条，同时我的家乡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七甲乡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家里所有的通讯不管是固定电话还是手机全部中断了，打电话到县里问同学，得知连到乡里的客车也停开了。由于有了年初的“开财门”事件，我心里开始紧张与担心，担心父母是否会生病或者下雪走路不小心摔倒出事。
1月底，湖南的雪灾越来越严重，成了全国的重灾区之一，郴州又成了湖南的重灾区。湖南境内的110千伏以上的电网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山上的铁塔几乎全部被冰雪压塌，京广铁路衡阳至郴州段电力中断，电力机车无法运行，导致铁路几乎瘫痪; 京珠高速湖南及广东北部由于路面覆盖着厚厚的冰而数度中断，路上积压的车辆最多时超过两万辆; 长沙机场关闭了将近一个星期; 郴州市停水停电10多天; 广州回家的农民工最多的时候积压超过80万人……
1月31日，长沙机场继续关闭，我预订的航班也取消了。其实即使航班不取消，到了长沙我也不知道如何回家。从长沙到我们家还有将近400公里，需要坐汽车到永兴，再转车回家，或者坐火车到郴州，再坐汽车到永兴，然后转车回家，然而此时铁路和公路都处于瘫痪或者半瘫痪状态，所以到了长沙也无法顺利回家。于是，我决定今年不回家过春节了，但因为与家里始终没有联系上，我心里始终无法平静。
2008年2月1日，我在河北天下第一城开会，家里突然传来了恶耗，邻家堂哥用手机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妈妈从楼梯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天啊，怎么“开财门”事件还没有过去啊，这事居然伴我从年头走到了年尾。听堂哥说完，我脑袋一片空白，甚至都忘了问到底摔哪儿了，到底有多严重。
过了约有10分钟后，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再次把电话打了过去。堂哥告诉我，由于家里一直没有电，固话不通，手机没法冲电，所以一直无法与家里联系，今天还是乡里用柴油机发电，他把手机拿过去充电的，我妈妈是2月1日下午下楼梯时摔的，可能是大腿的股骨头摔断了，现在根本无法动弹。于是我要堂哥把我姐姐叫来，同时把我亲叔叔的两个儿子叫到我们家，并要他们把我大舅舅的儿子叫过来看一下，到底摔的有多严重，是不是股折了。以前我大舅舅是当地的跌打损伤土医生，在我们那儿还有一定的名气，但现在大舅舅得了老人痴呆，他儿子也跟着学了一点，但功夫不到家，没办法只能先让他初步诊断一下再说了。等安排完这一切已经下午5点了，我发现自己满身是汗，已经快虚脱了。接下来走进会议室，我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了。
好不容易拖到晚上快7点了，家里终于来消息了。姐姐用堂哥的手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妈妈股骨头断了，无法动弹了，痛得不行，并问我怎么办。由于乡里的客车已经停运了，而且妈妈的伤这么严重也无法搭客车的。我急着给乡里的书记打电话，无法接通，又给县医院打电话，叫派一救护车，县医院答应第二天去拉。安排完这一切，我就想着下一步如何尽快回家了。
2月2日，县医院给我打电话，由于道路状况太差，救护车无法进去。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刚刚稍微放下的心又再一次悬起来了，于是我又给姐姐和堂哥打电话，要他们无论想什么办法在乡里找一台吉普车把妈妈送到县医院。
2月2日上午10点多，姐姐来电话，吉普车租到了，马上回家抬妈妈下山，但由于路面结冰严重，非常滑，到县医院估计要晚上了。于是我马上给在县医院工作的高中同学打电话，要他无论多晚，在医院等着我妈，并安排好拍片和治疗。晚上7点多钟，给同学打电话得知妈妈一行刚到医院，但姐姐由于晕车，在加上又冻又饿，晕倒了，先还要抢救她。天啊，怎么会这样……
晚上9点多钟，同学给我打电话，X片已经出来，我妈妈是股骨头粗融间粉碎性骨折，无法通过手法复位，需要做手术，但县医院没有做这么大手术的条件，只能是进行暂时的牵引保守治疗。我告诉同学，要他们先进行保守治疗，其他等我回去再决定。
做完这一切后，我开始查询到长沙的飞机票，但2月7日以前连头等仓的票也已经卖完了，没办法，随后我又给认识的一票贩子打电话，手机关机。这一晚上，我一夜未合眼。2月3 日一早，我给票贩子打电话，要他帮忙搞一张回郴州或者长沙的火车票，正巧他手里有一张北京到广州的票，但在郴州不停，只能在长沙下车再倒车了，是别人要的，可以转给我，但票价要1000元，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定下来了，要他赶快把票给我送过来。
与此同时，姐姐姐夫在县医院也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他们通过一亲戚打听到县审计局有一个人是治疗跌打损伤的土医生，于是把他请过来看妈妈，他说可以治好，需要半年时间才能恢复，而且今后可能走路会有点瘸。姐姐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只能告诉她，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2008年2月4日凌晨1点多钟，火车抵达长沙站，此时的我归心似箭，希望尽快见到妈妈。在站台等了两个小时，没有发现到郴州的火车，出站到售票处一看，开了两个窗口，只办理退票，不卖火车票，一问工作人员得知，这几天根本就没有到郴州的火车票，但幸运的是，京珠高速已经打通，长途客车已经重新开始运营，但长途车要天亮后才有车发。打个出租车让司机帮忙找一个长沙汽车南站附件的酒店先休息一下，问遍南站附件所有的酒店全部客满，最后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一个酒店，等到房间时已经凌晨三点多了。稍微躺了一下，6点钟匆匆洗了把脸赶紧往汽车南站跑。等到车站一看，车站人山人海，还没有开始卖票，但所有售票窗口都排着长龙，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排到我了，一问售票员，到永兴的车最早也要到下午1：30，到郴州最早的车是11:30的。没办法，我赶紧买了一张11：30到郴州的车票。买完出来，一票贩子在售票大厅兜售车票，是上午9：30的，比我买的车次早两个小时，于是加了将近100元钱跟他换了一张票。这个时代真是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啊，媒体经常报道打击票贩子，然而，票贩子似乎越打越猖狂，过去接触的是倒卖火车票和各种演出门票的，在这次雪灾中，由于火车出了问题，于是汽车票成又成了票贩子赚钱的机会了。还别说，票贩子的市场意思还是很强的，我想如果他们走正道，做正当买卖，大概也会成为市场营销的高手的。
坐在汽车上往窗外看去，满眼冰雪世界，晶莹剔透，漂亮极了。从小我就喜欢下雪，也盼着冬天下雪，然而仔细一看，这次的冰雪看似漂亮，却增添了几分悲壮的成份。透过冰雪，满目疮痍，山上大部分的树木尾巴被雪压折了，有的是拦腰折断，甚至连根拔起; 矗立在山头上高大的输电铁塔几乎全部倒塌了，粗大的输电线也被拉断了; 有的房子也被压塌了，过去地里郁郁葱葱的蔬菜和冬季农作物也被厚厚的冰雪取代了。看到这一切，我心里有隐隐作痛的感觉。我的家乡在永兴县的一个大山里，那儿离县城有60多公里，2006年从县城到乡里的公路才铺成水泥路，过去从县城到乡里坐客车要将近4个小时。那儿的农民靠种着微薄的几分山地糊口，靠山上出产的油茶和杉树换点钱维持日常生活、看病、供小孩上学。然而，杉树木质疏松，油茶树枝叶茂密，在冻雨天气，这些树上堆积的冰雪重量可达树本身的好几倍，极容易折短。这几年木材价格上涨，老百姓在山上栽种了大量的杉树，大的已经有三四米高了，在过五六年就能砍伐换钱了。2007年春节回家时，家里父老乡亲还都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家里种了多少树，过几年砍伐后能够卖多少钱。家乡的老百姓有的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那座大山，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他们是容易满足的，在他们眼中，山上的那些树成了他们的希望，他们一边精心护理那些树木，一边憧憬和计划着未来的美好生活：等将来山上的树木卖了后，可以给老婆买点好衣服、好鞋子了; 家里的土房子也可以翻盖一下了; 大儿子娶媳妇的钱也有了，小儿子要是能考上大学，学费也不愁了; 看了好几年的黑白电视也可以换个彩色的了; 家里老人的病也可以送到县医院去看看。然而，这场大雪可能让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如果重新栽种，这计划也得往后推十年八年了。看到这一切，我脑海中又浮现出了2006年碧利斯台风造成的大雨冲毁家乡的农田时的场景，在那场水灾中，家乡好多人家里的土坯房都倒塌了，农田也基本上被冲毁殆尽，家乡的老百姓面对这一切是满眼的无助，浑浊的眼睛中老泪纵横啊。但面对大自然的神威，老百姓的力量显得是多么地弱小啊。家乡的老百姓是勤劳的，水灾过后，他们拿出多年的微薄积蓄，加上东挪西借，把倒塌的房子修好，把冲毁的土地重新整理好，并重新栽种下了新的希望。然而，恶梦刚刚过去不到两年的时间，灾难又重新降临了，我又看到家乡父老乡亲们无助的眼神……
在多数人的眼中，今天的老百姓无疑是幸运的，大量的媒体也是这么介绍的，老百姓心中也是这么想的。前几年回家过春节，总有家里的长辈跟我念叨：现在的“皇帝”好啊，活了70多年了，国家不但不要农民再交税，居然见识了国家拿钱出来哄着农民种地，祖祖辈辈都没听说过啊。过去的稻谷才20 元每百斤，现在已涨到80元每百斤了，过去从山上砍一根树从山里辛辛苦苦背出来只能卖1元多钱，现在能够卖20多元了。可是家乡的猪肉现在价格也由过去的几毛一斤涨到现在的15元一斤了，看病的费用也是几十倍往上翻了，小孩上学的费用那就更不用说了，过去谁家小孩考上大学就相当于中状元了，上大学没有学费，还有生活补助，家里几乎不需要花什么钱或者给很少的零用钱即可，而现在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就是上万元…..，而且毕业还不一定能够找到工作。
所有的这一切都象一只无形的手一样在勒着家乡父老乡亲们的脖子，象一只看不见的紧箍咒一样套着家乡父老乡亲们的脑袋，以至于谁家要是有小孩考上大学，哪怕在当地还算富裕的家庭几年后就又反贫了，所以现在老百姓对于送小孩上大学已经没有以前的积极性了。想起这些，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上大学赶上刚刚交学费，但那时候的学费每年才300元，尽管在北京上大学的花费很高，我还是依靠年迈的父母卖小菜与鸡蛋、东挪西借以及自己勤工俭学混毕业了，毕业也比较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要是到现在，我想即使自己能够考上大学也没有上的机会了。
包产到户后，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总算解决了，然而老百姓手里仍然没有余钱，甚至有好多家庭到年底一算，净现金流还是负的。由于人多地少，村里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力，为了解决钱的问题，大量的年轻人加入了南下大军，成了广东珠三角的农民工，现在走进村一看，基本上只剩下老弱病残了。应该说劳务输出给封闭的小山村带来了活力，有极个别头脑灵活、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通过打工学到了本领，有的成了高级打工仔，他们挣着比大学生还要高的工资，甚至还有极个别的都自己当老板了。但大多数人还是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他们辛辛苦苦干一年，能够攒两三千元钱，回一趟家就又花光了，来年还继续。与此同时，打工的年轻人也把外面的一些“新事物”带回了封闭的山村，麻将学会了、地下六合彩也开始挨家挨户推销了、吸毒的也出现了、甚至村口还装了两台老虎机……。对于这一切来说，我不知道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也不知道是山村的福音还是灾难，我发现自己一下子失去了判断力。
现在回家每年都能够发现又多了几栋新的砖混房子，家用电器也开始在山村逐步普及了。然而，在我的感觉里，过去山村的那种纯朴再也找不到了。过去村里盖房子用的土砖是家里人晚上借着月光自己做的，木材是自己山上砍的，屋顶盖的杉树皮或者茅草也是就地取材，盖房子时是全村人一起帮忙，而且不需要付工钱，主人每天做点饭给大家吃就可以了，所以花的钱很少。如果遇到谁家着火或者房子被山体滑坡毁坏了，大家还回你一砖我一树他一被地帮助他度过难关，把房子重新修缮好。而现在，村里人也被市场化了，盖房子的沙石料、钢筋、水泥等等都要花钱购买，而且由于交通不便，价格奇高，盖房子也没有免费帮忙了，你需要花50元每天去请人了，或者花钱承包给别人盖。过去盖房子的宅基地几乎不花钱，而现在批一处宅基地要花费上万元，还需要花钱送礼找关系才能批下来。所以即使盖一层新房子也要花上五六万元，这对于没有什么本事、只靠种地为生的老百姓来说，可能一辈子也攒不了那么多钱啊。
“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好啊，2006年水灾时，盖房子的宅基地钱倒房户全部给免了，房子毁坏的也只要交1000多元就可以了，房子全部倒塌的还可以得到约1000多元的救济，房子毁坏户也可以得到400元的救济。”这是一个长辈满含深情对我说的，可是对于完全倒房户来说，救济1000多元相对于盖房需要的五六万元无疑是杯水车薪啊，他们哪里知道，政府下拨的救济款以及募捐来的赈灾款有多少发到了他们手中。以至于在2006年水灾中，有很多家庭债台高筑，还有的是借的银行贷款。通过这件事我又一次发现了中国农民的淳朴与高尚，他们是那么地容易满足，单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生活的幸福指数要比我这个城里的中产阶级高多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家乡的农民胆子比以前大多了，过去老百姓最怕的就是拉饥荒过日子，现在居然敢贷款盖大瓦房了。我知道，这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们对于山上和地里生长出来的希望。他们固执地认为，树木栽下去就能够生长出来钞票，可他们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就能够让几乎到手的钞票打了水漂啊。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我真不知道那些指望过几年卖了山上成材的木头来还债的乡亲们未来如何度过难关，也不知道政府能否给冰雪灾害中受损的农民进行补偿救济，救济是多少。
还好，京珠高速一路畅通，只是路上仍有不少积雪，车开不起来。四个多小时后，我终于抵达永兴县人民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年迈的老母亲。
一见到妈妈，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一年不见，母亲头上的白发更多了，布满皱纹的脸颊瘦得能够看见高高的颧骨了。见到我走近来，母亲眼中充满了慈爱与希望，想挣扎着坐起来，然而稍微一动就痛的呲牙咧嘴，浑身冒汗，我赶紧伸手按住母亲，让她躺着别动。姐姐和大外甥女也眼中充满期待地望着我，从她们的眼神中我又一次读出了我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和主心骨，这一刻我充分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她们告诉我，妈妈现在连吃喝拉撒都很痛苦。
从母亲的X光片上我看见，她的股骨头已经碎成几块了，其中开裂的一大块扎进了肉里，所以会这么痛。回家以前的前一个晚上，我咨询了一下当医生的大姨子，并且在网上查了半个晚上的相关资料，对这种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我知道，股骨头粉碎性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比手上和腿上其它地方的骨折更危险和麻烦。由于老年人骨头的再生能力很差，愈合得慢，而且因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长时间卧床，如果护理不好，容易出现褥疮、肺炎等综合症，有好多此类病例最后不是因为骨折要命，而是因为综合并发症夺去了生命。另外，如果长期躺着可能引起股骨头供血不足而导致股骨头坏死，到那时就只能进行人工股骨头置换了。而且，由于她的股骨头开裂得非常严重，股骨头上连着的都是屁股上和大腿上的肌肉，力量较强，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想通过人工手法复位非常困难，所以最好的治疗方式是通过手术治疗，用γ钉把粉碎的股骨头固定好，然后再让其慢慢长好，一般手术后约两个月，病人就能够不负重站立起来。我拿着X光片去找县医院骨科主任，他的分析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他给出的建议也是尽快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告诉我县医院没有手术条件。
听完后我当即决定把妈妈拉到北京去作手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和姐姐，首先遭到了妈妈的极力反对，她认为她那么大岁数了，到北京要花那么多钱，没有治疗的必要了，而且说我读书时她没能够提供好的条件，害的我读书还要自己去打工，到现在还要害我花那么多钱。姐姐也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在家里治疗她还可以照顾妈妈，到了北京就全部靠我一个人了。我哭着对妈妈说：“妈妈，你是我们村里、乡里、县里最伟大的妈妈，我读书时国家的大环境就不好，但你们是倾你们所有甚至借债供的我读书，相对于我现在拿出一笔钱给你治病来说，你做得比我更多更好。在北京你无法行动，我可以辞了工作来照顾你，直到你痊愈，工作可以再找，钱可以再挣，可妈妈只有一个啊。”最后姐姐也同意跟我一起到北京照顾妈妈，这样妈妈才勉强同意来北京治疗。
做通妈妈的思想工作后，我打电话叫来了上初中时的班主任，他在县里当政协副主席，随后他又把我们乡里在县里担任各部门一把手的老乡叫到了我住的宾馆，一起出谋划策如何把我妈妈安全送到北京。由于妈妈无法动弹，而且只能躺着，再加上春运期和从未遇到过的冰雪灾害，要把妈妈拉到北京确实成了一个难题。我提出的第一方案是坐火车到北京，让他们帮忙搞三张软卧票，调动所有的资源一问，京广线目前尚未恢复正常，而且郴州全城大停电，火车站也不例外，连计算机都无法开机，根本就不买火车票，最好的结果是能够找熟人把我们带上火车，至于到车上是否能够有卧铺就靠我自己了。这么冷的天，要是到车上找不到卧铺怎么办？即使能够找到卧铺，我去搞卧铺，姐姐一个人看着妈妈怎么行呢？姐姐从来没出过远门，由于害怕晕车，我多次让她来北京她都不肯来啊。所以这一方案被我自己否决了。第二方案是让县医院的救护车送到北京，开救护车的司机非常乐意，3元每公里，一算这一趟下来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他肯定高兴，即使春节不在家过也无所谓了。但他没有决定权跑那么远。随后找医院院长，院长一听这事后说，县医院只有两台救护车，市里要求在抗击冰雪灾害期间要24小时待命，跑那么远距离他也无权决定，并要我给县长打电话。听完他的话后我马上给县长打电话，县长在北京时跟我有一面之交，他听完后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县里出现多起交通事故，市里规定抗灾期间救护车出省必须报市里批准备案。天啊，这该死的冰灾，上北京治病这么一件看似简单平常的事情现在也变得如此困难了，此事我觉得简直好象在打一场战役了。
第二方案现在也不可能了，我在脑海中飞快地搜索着其他的资源。这时侯，另一个人出现在了我脑海中，就是郴州市人民医院的一个副院长。他跟我老师和我都很熟，只是因为县医院骨科主任一开始跟我说，郴州没有电，可能在郴州也无法手术就把他忽略了。现在走投无路了，只好给他打电话问问了。拨通他的电话，把情况跟他一说，他表示这种情况无需到北京，他这儿就能够做，而且此类病例他们那儿以前就治疗过多起，效果还不错，而且郴州市人民医院现在自己用柴油机发电，但现在血库供血紧张，手术用血都需要卫生局长批。
听完他的话后，我激动不已。在郴州能够做手术，不但减少了妈妈长途奔波的痛苦，也便于姐姐她们照顾，而且由于医院副院长是我朋友，能够安排最好的医生给做手术，至于用血的问题，尽管要卫生局长批，但并不是完全无法解决。我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和姐姐，并决定第二天（大年三十）把妈妈转到郴州市人民医院。
当晚，县里一副县长带着另一个县常委和我比较熟悉的几个局的局长陪我在县宾馆吃晚饭。一方面，妈妈治病的问题解决了，我心里绷着的弦终于放下来了，另一方面，也为了感谢他们对我提供的帮助，没有酒量的我喝了一瓶红葡萄酒，喝得我后来跑到卫生间吐得一塌糊涂。饭后，一行人又跑到医院看望我妈妈，并且给妈妈封了一个2000元的红包。哎，我又欠下一大笔人情债了，为了妈妈，也没有办法了，只能等以后慢慢还了。
陪他们看完妈妈后，高中同学又给我打电话，他们知道我来了后召集在县里工作的同学聚会，下午就说了的，无奈县里领导请吃饭，我只好答应饭后再赶来了，他们都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那个同学家里喝酒。从病房出来跑到他家里又灌了几杯家乡自酿的米酒，然后晕晕乎乎地到另一同学家打麻将。我从来没有打过永兴麻将，在他们的指导和怂恿下加入战斗，一直战斗到早上7点多钟，输掉了400多元，然后找个地方吃了碗米粉就张罗着救护车送我妈妈去郴州人民医院。大年30上午11点，我们到达郴州人民医院，由于有副院长的亲自关照，非常顺利地住进了医院。到医院一看，骨科两个病区满满当当，好多都是在本次冰雪灾害中摔伤的。还好，我们去的时候，病房中另两位病人当天办理出院，回家过年，这样我们病房就只有妈妈一个病人了，另两张床正好可以让我、姐姐还有外甥女睡了。
下午，推着妈妈做X光照片、B超、CT、心电图、验血等一系列检查。查完就快5点钟了，医生都走了，回家与家人团聚了，整个骨科只有两名护士在那儿值班。这时我才想起今天是大年三十啊，往常也该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饭的时候了，可是今年这年只能在医院过了。
想到这里，我不仅一阵心酸。过年是家乡最隆重的节日了，过年期间家里要贴春联、祭拜祖先、吃团员饭、放鞭炮，个个都穿上新衣服，喜气洋洋的，初一还要举行“开财门”仪式。
此时我又想起了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面过年的情景。1994年大学毕业时，留北京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不但有名额限制，要按成绩排队，而且要交5000元的留京费，找的工作单位如果出系统，还要交2000元的出系统费用。我虽然具有留京资格，但那时候的7000元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尽管我很想留在北京工作，但面对着这个困难我只能放弃了，父母为了我能够上完大学，到处借钱，受尽了屈辱，我不能为了留京再让父母去低声下气地借债了。于是我决定放弃留北京，到南方去工作，当时已经与浙江的一个单位签了合同。后来，部队来学校招人，如果被部队录用就不用交一切费用了，我在大学时是学生会干部，干过很多那时候自认为非常有影响，而现在看来其实是非常幼稚的事情，大三时学校还有意让我担任学生会主席，但为了生活我主动放弃了。所以与学校的很多领导关系都不错，尤其是学生处处长，跟我几乎是哥们关系了。他知道这消息后，马上让我去面试，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地去了，谈了不到5分钟就出来了，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周哪个部队的干部处一位干部就来学校与我签合同了。签约时，部队的同志问我要不要先去单位看一下再决定，我说不用了，让他们毕业时派车把我的东西拉回去就行了。94年8月份我从家里回部队报到，倒了三次公共汽车，还坐了20分钟的小三轮摩托才到单位门口，原来这地方位于北京昌平县阳坊镇，周围都是麦地，天啊，难怪刚签约时部队同志告诉我地址，我对着北京市交通地图搜索了半天，愣是没找到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了，为了留北京总要作出一定牺牲的，谁让俺穷的只剩下理想呢，即来之则安之吧。而且这地方当时工资好象还可以，每个月有430元呢，据说一年四季都有衣服发，吃饭也不用花钱，多好，发的工资基本不用花了，这样一年多我就能够把债务还清了。报完到后我问干部处同志到哪儿吃饭，他告诉我到干部食堂，自己买饭票菜票，天啊，不是说到部队吃饭不要花钱吗？我一下好像掉进了冰窟窿。过后我才知道，吃饭不花钱那是战士，发的衣服都是军装，你出去不可能总穿着军装，所以衣服也还是要买的，而且那破食堂还不便宜，每个月得花将近200元。从此后我不得不计划着用那点微薄的工资了，每个月发工资首先买200元饭菜票，然后邮寄100元给父母，剩下的130元买点日常生活用品和周未进城开销。就这样往往还是负债经营，后来就成了发工资后先买200元饭菜票，邮寄100元给父母，然后还清上个月的债务，然后月中再借，周而复始，好在我这人信誉很好，借钱基本没遇到过什么困难，这一点到现在也是这样。从知道这一切后，我就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鬼地方，1995年我第一次提出了转业或者复员申请，被单位无情地打回来了，1996年我第二次提出了转业申请，又被无情地拒绝了。1996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参加美国商务部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一个商务会议，会上听了几场演讲后，对其中一个技术非常感兴趣，我敏锐地意识到该技术在国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于是要全了该公司的所有资料回去研究，并与北京的几个设计院联系，设计院的专家肯定了我的意见。于是，我一方面与这家公司联系，表示希望在中国做总代理，另一方面，花时间写了一分详细的市场计划书交给单位领导，希望能够以单位的名义与美国那家公司谈代理事宜，那时候部队也希望搞开发来改善一下军人的福利，我想既然转业无门，那就靠自己的努力来想办法改变生活困局吧。但我的想法又一次落空了，由于我们是部队单位，而那家公司是国外的，我的市场计划被单位领导否决了。
我灰心丧气地把那份计划书交给了一个朋友，她又把它交给了另一家美国公司的朋友，没想到这次居然出现了转机。我朋友的朋友把计划书交给他们老板看后，那老板问是哪儿来的，他告诉老板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工程师提供的。这家公司一直从事中美之间的贸易业务，于是老板派他立即到中国进行市场调查。一个月后他回美国复命，结论是我的计划书可靠，于是那家公司当即与技术持有人签定了大中华地区的总代理权，并随后与我联系，希望能够加盟他们公司工作。这消息对我来说是又惊又喜又优啊，喜的是我的劳动成果终于有人认可，我终于遇到了伯乐，惊的是他们速度如此之快，优的是我当时还是军人，单位不让转业，如何能够加入他们公司工作，更要命的是工作地点在上海。那公司老板在1996底派人找我谈了两次，我都没敢答应。记得那是1997年1月份，公司老板到中国出差，住在王府饭店，又一次约我到饭店面谈。由于天气寒冷，我穿着在清华照澜苑地摊上花15元买的一件破棉衣就去了，结果在王府饭店被饭店保安拦住了，不让进，后来还是大堂副理与老板联系后才让我进去的。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进出入四五星级酒店对门口的保安都没有任何好感，下车时也坚决不让他们给我拿东西。
老板首先对我的计划书给予了肯定，并告诉我他们公司一定要在中国做这个项目，并真诚地希望我能够加入。如果我不去，他们就要请其他人了，但他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并第一次谈到了待遇问题，工资每个月4000元，房租费、交通费公司全部报销，外加销售奖金。这个条件当时对我来说，无疑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一个月就比我在部队一年的收入还要高啊。如果我去了，就意味着可能翻身得解放了。我让他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然后就离开了。
回到清华大学后，我召集同学聚在一起商讨意见，结果是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支持的认为“机不可失”，反对的认为，我现在是在部队，随意离开就意味着当逃兵，会受处分的，更何况那时候部队还在重点培养我。1997年春节前，大学毕业刚刚两年的我，为了改变拮据的生活局面，还清家里的债务，也让年迈的父母能够过上还日子，我顾不上当逃兵的后果了，作出了我一生中又一个正确的结论，接受了美国M公司的邀请，于97年春节前四天到达了上海。应该说这家公司对我还真是不错的，去的时候已经为我租好了房子，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外什么也没有。
到上海的第二天，我与公司首席代表商谈了一下春节后的工作，公司就放假了，那时是腊月29，回到空空荡荡的住处，我心里空落落的，尽管在外面过春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5年我在清华大学过的春节，那一次不管怎么说，还有其他同学一起看电视，食堂还有饭供应。而这一次可真就我独自一人过了，而且第一次到上海，没有朋友，不认识其他人，连电视都没有啊。从公司回来后，我躺在床上想着明天如何度过，晚上到楼下一小饭店吃了点饭，然后到超市买了点日常用品和一盒年糕回来就睡觉了。
30晚上，我想出去吃点饭，然而楼下的几家小饭馆都歇业了。到两家大点的饭馆门口一看，里面爆满，欢欣笑语，一瞅那阵势我也不敢进去了。原来那时候上海就有在外面吃年夜饭的习惯了，那些大一点的饭店都被人预订了年夜饭，我想即使当时进去了，也没有服务员会理我的。回到住处烧了点开水，就着开水把昨天买的年糕啃完了，他妈的，昨天买时还软乎乎的年糕怎么过一晚上怎么硬啊。晚上大约8点钟以后，四周的鞭炮声响彻云霄，我打开窗户一看，到处火光冲天，真有解放军进攻大上海的味道啊。此时，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站在窗前我想起了远方的爸爸妈妈。那时候，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无法跟家里的亲人和朋友联系，我的心简直凉到了冰点。
结婚以后，在北京过了两三个春节，基本上也感受不到什么春节的气氛，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可以今年，我是回家了啊，春节却要在医院度过，而且妈妈、姐姐和外甥女都要一起在医院度过，爸爸被姐夫接到他们家，姐姐不在家，家里缺少主妇，在农村这春节也是过得乱七八糟的啊。但是，为了妈妈的病情我也别无选择了。
由于妈妈无法动弹，而且必须有人照顾她，所以不可能一起出去到饭店吃年夜饭了，而且郴州的电力到大年30晚上也只有很少一部分恢复，要去外面吃饭都找不到地方。于是我到医院食堂买了几份盒饭，在病房里一起吃，就当是年夜饭了。为了能够制造点过年的气氛，又到超市购买了开心果等零食，一起吃点零食聊聊天，由于病房的电视没有有线信号，洗洗早早就睡觉了，但躺在床上一晚上也没怎么睡觉。初一早上起来，伺候妈妈吃完早饭后带着外甥女去一个朋友家吃了个午饭，这一天没有医生到医院，我心里暗暗着急。一方面，妈妈痛的非常痛苦，另一方面，妈妈骨折已经是第六天了，时间拖长了再做手术我担心会对妈妈的康复有影响。第二天，我买了些东西到副院长家拜年，顺便想与他一起敲定手术时间。他马上给骨科主任打电话，让他当天到医院看我妈妈，并与市卫生局局长打电话，解决手术用血问题。下午，骨科主任到病房，看完所有的检查结果后，与相关人员和材料供应商联系后把手术时间定在初四早上7：30，此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了。
正月初三，一个手术医生到医院编制手术方案，并找我签字。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后告诉我：“由于妈妈年龄偏大，这个手术对妈妈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手术，并且从验血结果来看，妈妈贫血，手术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危险。并且手术后可能要先送ICU。”听完后，我刚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
下午，病房又住进了一个病人，是一个小男孩，股骨干被摔骨折。我担心明天要是再住进病人，我们就没有地方睡觉了，于是决定第二天去买一张折叠小床。谁知道，想什么事来什么事，晚上大约三点多，楼道中传来一阵吵闹声，接着护士过来要我们赶紧起来，把病床腾出来，有病人要住进来。我和外甥女只好赶紧起来了。到走廊一看，一女的躺在走廊上，满脸是血，嘴中牙齿几乎全部掉光，上嘴唇分成好几瓣了，一个医生、一个保安和另外一个小伙按住她在使劲扯她的大腿。一打听原来她是跳楼的，从医院的五楼跳下去，幸好掉到二楼的雨棚上，要不然早没命了，除了嘴受伤以外，大腿髋关节错位、左手骨折、腰椎骨折，另外可能内部组织还有受伤的。看到这种情况，我和另外两个陪床的也加入了抢救的队伍，我们6个人费了好大劲终于使她的髋关节复位了，然后又打着手电让医生把她的嘴巴缝好了。
第二天，听她一个大姑子的介绍才知道了事件的详情。原来该女子的丈夫因为煤矿瓦斯爆炸受伤也在住院，她丈夫双腿都被锯断了，家中还有两个小孩（一个9岁、另一个1岁多点）和一个年迈的婆婆，经济条件困难，无法面对今后的生活压力，想不开就从楼上跳下去了。哎，生命是多么地脆弱啊，一个鲜活的生命瞬间就成这个样子了，由于雨棚的作用，她的生命并没有消逝，但我不知道对她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件事又一次引起了我对人生的思考。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对生命的延续？可最终每个人都要消亡。是为了创造世界？可我们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却一点点在毁灭这个世界。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却在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进行交换和博弈啊……。人们都说上帝是公平的，对于每一个人。但实际呢？我们的矿产资源让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一夜爆富，可他们的富裕都是建立在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汗与生命基础上的。罪恶的矿主曾经让多少生命瞬间消失，曾经让多少个家庭支离破碎。以前都是在媒体上看到类似的报道，今天算看到实例了。
中国的政府官员与媒体喜欢说人均，不管是GDP、收入、可支配收入，还是住房面积，前面都要冠以“人均”二字。然而，正是这两个字掩盖了多少阴暗面啊。在中国这么一个法制不完善、腐败成风的人口大国，我真不知道“人均”二字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要知道一个亿万富豪和99个一文没有的穷人人均后都成了百万富豪啊。真希望官员们能够更多地关注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
正月初四一大早我就把妈妈送到了手术室。在手术外坐立不安地等到下午1点多，才等到妈妈被从手术室推出来，然后又直接送进了ICU。在ICU外的大厅中又经过了1个不眠之夜后，终于在初五上午9点见到了手术后苏醒过来的妈妈。把妈妈接到病房后，我就去找了骨科主任，他告诉我手术很成功，并要我第二天去拍X光片，看看手术结果。初九早上，我到病房见妈妈精神状态已经明显好转，腿也没有前两天痛了。此时，我心里终于轻松下来了。我把家里的一个堂嫂请到郴州和姐姐一起照顾妈妈，每个月给她1000元钱，包吃住，然后告诉妈妈我准备回北京去上班了，等她拆线出院时我再过来，妈妈也同意了。
2007年已经成为过去了，我想所有的这一切也随着2007年一起过去了。希望新的一年里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象阿甘一样，每天简单而快乐地生活着，没有欲望，没有烦恼。你说，我能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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