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 星期一 晴
不愉快的事情越来越多，妈心情也越来越差。今天的一次不愉快使她下决心一拆线就带我离开这家医院。医院的床位并不紧张，从我们住进来到今天，周围始终有空的病房，妈说如果医院服务好一些的话，应该多住几天，否则我体质这么差，路上肯定受不了。
上午，孙医生和徐护士都来了，他们说我剃了头以后，越看越像个小孩。其实周围的病人都一直以为我是中学生，也许不光是人长的显小，我那默不作声而又孤立无助的样子绝不会给人成熟的感觉，妈说那种神态谁看了都会怜惜。孙医生帮我检查了一下，说如果情况可以，下午就把吊针停掉，加一些进口的营养神经药服用。又结束了一种苦难，我当然高兴！上午的药水挂完后，妈帮我洗了澡，这是六天来第一次洗澡，使我想起有的少数民族一生只洗两次澡的传说。填鸭式的进食几乎是受罪，妈不时地问我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及认识的人，来判断我的记忆力。因为我手术的部位是管记忆、感情和语言的。
门外，刘医生匆匆走过，只听他大声地讲：让一个男孩的父亲来医院，要有直系亲属签字，否则不能手术。这里几乎每天都进行着这种手术，简直像流水线一般不当回事，真让人不敢想象。早晨，妈接到小无锡的爸打来的电话，说她手术没什么效果，他已去西藏给女儿买药。这真让我感叹不已：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妈加大了我的活动量，尝试着让我下了一层楼。也许因为我比别人多住了一天，加上闹得也不轻，一下就被三楼的护士认出来了。我不好意思地向她们表示了歉意。
下午五点左右，护士送来了一小盒药，一句话没说，放下就走。妈一看，五种药共有七片，她不知该如何让我服用，去了医生办公室。其实严格地讲，这层楼的医生办公室只是挂名而已，除去几张旧桌椅和一个看片子的灯箱外，连个风扇都没有，房间闷热，平时根本没人在里头。妈扑了个空，只好又到护士办公室去看看。当时，两个护士在准备药品。妈问她们这五种药是什么药，是否需要隔开服用，她说，怕这些药物会互相作用。这两个护士头也不抬，冷冷地说；“饭后半小时吃。”妈又重复了一下怕互相作用的问题，两人不耐烦了：“我们不知道，你去问医生。既然医生开了，总是可以吃的。”妈说找不到医生，她们呵斥道：“没看见我们正忙吗？你找不到医生，我们也找不到！”从年龄上讲，妈足可以当她们的长辈了；从工作上讲，病人是她们的服务对象。妈虽然很生气，但仍克制着自己的情绪：“那请你把药名告诉我。”她们说不知道。然而妈妈一再坚持，不肯离开，说：“你给我药名，我打电话去北京问医生。”于是一个人问另一个人：“给不给她？”对方生气地说：“给她吧！”一个护士抄了药名，妈拿着条子回到病房，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始找电话，并考虑问哪个医生。这时，刘医生来了。病房的门是开着的，他站在门口板着脸对妈一指，说：“你，来一下！”妈放下电话本跟他去了医生办公室。他冷冷地问妈：“怎么回事？听说你要打电话去北京问什么吃药的事？”妈说：“对！护士送来五种药，没有人告诉我具体的服用方法，我问一下，有什么不应该吗？护士说找不到医生，她们也不知道。”刘医生问：“谁说的？”妈说：“是护士说的！”他虽无言以对，但仍冷着脸对妈说：“依我的意见，手术后只服用一种药，你们跟北大医院的什么刘晓燕打电话，说要吃两种药，那就吃吧！剩下三种是维生素。”妈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大声说道：“我有什么过错吗？xxx（即小无锡）从监护室出来，情况就不好，孩子动手术后，我提心吊胆，我是什么心情，你们能理解吗？”妈再也说不下去了，转身就离开了那间所谓的“医生办公室”。
原来，当初小无锡从监护室出来后，情况一直不稳定。她爸爸接到电话，非常生气，对她妈妈只说了一句：“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把电话挂断了。因为这个手术是小无锡的姨妈看到中央电视台健康频道孙医生的讲座后，动员她妈妈来上海给她做的手术，她爸爸一直不太同意。现在出现了这种状况，小无锡的妈妈请妈帮忙，征求一下北京医生的意见，因为自从我们进了这家医院，除了孙医生和他的两个助手，就没有见过内科医生，而在用药方面，内科医生远比外科医生有经验。妈虽然有很多医生朋友家中的电话，但当时是白天上班时间，她只好拨通了北大医院脑电图室的电话，找到刘晓燕医生。妈和她并不很熟，只是我在她那儿做过一次住院检查，而且，她参加过我在北大医院的两次会诊（有一次因吴教授住院，由她主持）。刘晓燕医生对病人很认真负责，也很热情，并且医术受到同行的称赞，在电话中，她提供了一些自己对服药的看法。打这个电话，妈是出于对小无锡的同情，也是出于对自己即将手术的女儿的担心。孙医生得知后，又请妈拨通了刘晓燕医生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中共同商量了我的术后用药。没想到，这件事却引起了这家医院刘医生的如此不满。
妈曾多次跟我说过，她一生最尊重两种职业的人：军人和医生。因为军人为人民付出的是自己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尤其在战争和一些特殊情况中（比如抗洪抢险），年轻的生命便不属于他们自己了。而医生治病救人，在给病人解除了肉体痛苦的同时，也在给他们的家属解除精神上的痛苦和压力，当医生挽救了无数生命的同时，也挽救了无数个家庭。但刚才的争吵以及从这次住院以来，她看到孙医生的两个助手对待病人的种种态度，令她感到一种愤怒与痛恨。妈说，这是她记忆中第一次用这种态度对医生，尤其是对给我看病的医生讲话。在她心目中，刘医生的素质不像受过高等教育，他对病人的态度简直亵渎了医生这个高尚的职业。
回到病房，妈跟我讲述这一切时，气得脸都变了颜色。平静了一会儿，她细心地把药挑拣了出来，给我分开时间喂了下去。
晚上，妈给小日本叔叔打了电话，让他无论如何请上海的朋友给我们订周四回北京的火车票。如今，她和我一样度日如年，一天也不愿意在这家医院住下去了。
8月28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已经能够自己动笔写日记了，不过非常艰难。
早上，挂完了最后一瓶甘露醇，我的点滴正式画上了句号。由于两只手被扎满了针眼，前几天就开始在脚上找血管了。手术已经7天了，头发长得很快，胶布也粘不住了，但是想到今天会拆线，换新药布，所以妈没有找医生，只是和护士要了一些胶布，给我东补一块西补一条。由于怕噪音无法开窗，妈照例打开房门透气。郎医生来了，站在门口，说：“你们不是后天出院吗？那就等到后天一起拆线吧！”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她就走了。妈自尊心很强，几天来的经历使她感到一种屈辱，实在不愿再和郎、刘两个医生打交道了。她忍耐了一会儿。快到中午，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和头上露着刀口乱七八糟的旧纱布，她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他们。在走廊，正好碰到郎医生。妈强压着自己的情绪跟她说：“孩子头上的纱布昨天就沾不住了，今天该拆线，你还是帮她拆了线换一块纱布吧。”她冷冷地说：“你回去等着吧。”
我和妈在病房里眼巴巴地等了一个多小时，不见任何人的影子。妈带我去找护士，护士说这是医生的事，她们不管。四楼的医生办公室照例没人。我们只好去了二楼孙医生的办公室。他的秘书依旧面无表情地告诉我们：“孙医生在楼上拍电视，郎医生在手术室做准备。”看着我一脸沮丧，妈多少天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她指着我半吊在脸上的旧纱布和露在外面没拆线的刀口，大声说：“你自己看看她这样！是我瞎了眼，北京那么多大医院我都没去，挑来挑去挑花了眼，偏偏选到你这家医院来做手术！回到北京，我要到所有的医院讲讲你们的做法，我要去中央电视台问问，为什么要给你们做宣传！”看到妈气得发白的脸色，我害怕地拉着她的手说，“算了算了！”我再次尝到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滋味。秘书见状，赶快起身让妈进屋坐下。平时到这里找孙医生，只要他不在，秘书永远是冷冷地一句话就把人拒之门外。看到我这个样子，她似乎也觉得不妥，便安慰了妈几句，马上给孙医生打了电话。孙医生让我们回房间等一下。不一会儿，他就下来把我们带到护士室，自己给我拆了线，换了纱布，并说手术以来，他没有给几个人拆过线。我和妈表示了谢谢。
为了能顺利回家，上午下午，妈都扶着我活动，甚至蹒跚着去了医院对面的小超市，但我越来越感到复视的障碍，我一度固执地以为是纱布档眼睛的缘故，但现在看来，与纱布是毫无关系了。
下午，小日本叔叔打来电话：他回内地开董事会，顺便在上海待一天。妈对他在电话里遥控了半天，才找到这家医院。他给我买了一束鲜花，并送来周四的火车票。一进门，他就埋怨这偏僻的地方连花都买不到，害他转了半天，并责怪妈：“为什么不去找戴建平，他是天坛医院的院长，咱们哥们儿！”原来，妈和他们都是建设兵团的战友。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悔地说：“别提了！当时根本没想着在天坛医院动这个手术，只想找一家更好的医院，所以没去找他。事到如今，什么都别说了。”小日本叔叔也觉得既然木已成舟，只能自己找平衡，开始不停地和我开玩笑。我指指头上的纱布说，“好大一个馒头！”他马上说，“对，还是富强粉的！吃起来更香！”我说自己的眼睛看东西是双的，他说，“那可好了，赶快到银行去数美金！”妈听了，又好气又好笑。
通过他们的谈话，我知道妈和他已经六年没见了。因为妈指着自己的手表说：“你还认识这块表吗？还是六年前你来长沙出差送给我的。”从我上大学到现在，5年多，她先后帮我买过6块各种不同的手表，加上别人送的3块，家里手表很多，妈却始终戴着她自己的那块表，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小日本叔叔送的。妈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她有很多这样的好朋友，平常大家各忙各的，只是偶尔电话联络一下，即使多年不见面，却友情依旧。不管谁有了什么事，都会彼此全力帮助，从不计较人情，只有义务。当年我的户口迁到北京以及在北京买房，都是这些朋友一手办理，妈在长沙上班，没操一点心。这次到上海住院，小日本叔叔尽管人不在上海，但始终与妈保持电话联络，尽全力帮助我们。一直以来，我非常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彼此真心相待，不计较付出与回报，几十年如一日。然而妈说，现在的社会虽然物质越来越丰富，人与人的感情却越来越冷漠。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做到像他们那样了。妈一生坎坷，但她觉得能拥有这些朋友是金钱换不来的最大财富。
小日本叔叔的朋友开车来接他，依旧找不到这家医院。他们又用电话遥控了好久。 想到自己权衡了一年多，最终选中的却是连当地人都找不到的一家医院，妈不禁感叹不已。
妈出去送小日本叔叔。半个多小时才回来，并带回几顶新帽子，连连说我真是幸运。原来他的那位朋友是外贸公司专门做帽子出口的，听说我后天出院，要一顶帽子，就把妈拉到家里拿了几顶，并说如果不合适，明天可以去公司找他，那里有很多帽子任她挑选。无奈我的头本来就大，加之刀口上厚厚的纱布，几顶帽子都拿剪刀剪开才能戴上。妈不愿让我受一丝委屈，把这些“挨了刀”的帽子全扔了，说：“明天妈再给你去买！”
8月29日 星期三 多云转雨
明天就要出院了，除了测体温外，一切治疗都已停止，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第一次感到了有关钱方面的悲哀。
妈上午抓紧时间去了一趟“上海六百”，一口气跑遍了那附近的几家大百货公司，终于买到了一顶很大的帽子，我戴了正合适。虽然很贵，但很好看，令她满意。同时，匆忙之中还给我买了一些衣服和一双大红色的凉鞋，她说要出院了，图个吉利。看着妈憔悴的脸上满是汗水，我很是心疼。她给我试鞋，虽然好看，但大了一些，妈犹豫了一下说，“咱们试着出去走走？”我知道妈是想看看我体力的恢复情况，明天是否能坚持到上火车。如何从上海回北京，她至今仍犹豫再三：坐飞机虽然时间短，但一方面我受不了飞机的升降和气流造成的颠簸，另一方面，从离开医院到机场直至回家，我只能坐着，算算时间也不很短。坐火车虽然慢，但一上车便可以躺着，不过正值大学开学，进站拥挤，车上空气也不好。如果不是等着拆线，我们连一天都不想在这家医院住下去了。权衡利弊，只能硬着头皮走一步看一步。
午睡起来，我们出了医院打的去了“六百”。换了合适的鞋，妈扶我慢慢地走，见到合适的衣物只要我喜欢，不问价格就买下来。商场售货员见我这样，都十分同情，让妈守着我，由她们去交钱。我知道妈向来把我当成掌上明珠，如今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她只能用物质来稍微平衡一下自己的心态。没一会儿，我就支持不住了，于是急忙打道回府。
回来后，我们去看了隔壁的河南小姑娘。她昨天就从监护室回到普通病房了。她的刀口在头顶上，比我的大了很多。听孙医生说她是脑灰质发育不好，很薄，打开后，能切除的病灶都切了。和我当初一样，小姑娘早已恢复了知觉，看样子她很难受，瘦小的身上只穿了一件大大的病号衣服，没穿裤子。她挂着吊针，昏睡着，不时地呻吟着扭动身子。她父母守在床的两侧。不知为什么，她不能控制自己的小便，一次性尿垫早已湿透。她妈妈说，因为老尿床，已换了几次垫子，护士非常有意见，所以不敢再要了。只见他们不时地用手去接，用衣服去垫。幸亏她人小，父母可以把她搬动一下换到稍微干一点的地方。看着这一切，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妈妈发愁地说，由于经济不宽裕，来上海前，能借钱的地方都借到了，孩子爸爸所在的武装部以及军分区还给他们搞了募捐，他们在院外的招待所住了好几天做检查，加上住院交的押金，已经花了五万多块了。为了节省费用，小姑娘的爸爸过两天要去血站献血，因为在上海，献血者的直系亲属输血可以不花钱。这时我才发现，小姑娘的爸爸显得很老实，一声不吭，由于连日的劳累与担心，他也是满脸疲惫。看到这种情景，妈指指小无锡走后一直空着的病床说：“晚上没人的时候，你可以让他（指孩子的父亲）睡一会儿，否则，怎么受得了呢！”她的妈妈摇摇头说根本不可能，因为护士知道这间病房有一张空床，生怕他们在上面睡觉。前天夜里，孩子在监护室，护士还不停地来查看，闹得他们根本无法休息。孩子的父亲生气地把门反锁上，结果被护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警告说：“不许锁门，不许睡那张床！”两人只好轮流在靠椅上休息过夜。
听了这些事，我心里感到非常悲哀。我们的病房也是两张床，由于妈交钱包了下来，夜里只要不打针，妈都是把房门锁上的，却从来没人打扰过。即使白天，妈在床上躺着，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医院也许是有这方面的制度，但我想医院的制度肯定很多，比如陪人应该只有一个，探视应该有固定的时间，假日和夜间应该有值班的医生，换床单、调空调应该是护士的工作，监护室不许家属进入（妈不是照样进来了很多次）……这些应该的制度为什么可以不去严格执行，单单在这件事情上那么刻意地“坚持原则”呢？这里很多护士年纪都比我小，我觉得她们刚工作不久，应该是纯洁善良的，不会受到那些世俗的污染而变得那么势利冷漠，在不影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呢？刻意地遵守这一条制度虽然让人说不出什么不对，但给我的感觉却是：她们小小的年纪，缺乏应有的善良宽容，有的却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刻薄。我知道，如果小姑娘的父母在经济上稍微宽裕一些的话，是不会受到这种屈辱的。
回到房间，妈把给我买的毛巾送过去，给孩子垫床。不一会儿，她就回来了。原来徐护士也去了，讲住院费的事，妈怕他们难堪便赶快离开。她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房间里沉闷了下来，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到了有关钱的悲哀。
晚上，妈开始收拾行李。我掰着手指计算着，还有几个小时出院。
8月30日 星期四 晴
终于盼到了出院的日子，连日记都无心再写。
妈也似乎一夜无眠，熬到天亮就帮我洗澡换衣收拾东西，并把房间整理得很干净。出院手续九点钟才开始办理，行李已收拾妥当：两个背包，一个拖箱。妈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她像陀螺般地忙了起来：到一楼结帐，到四楼护士长那儿拿出院证明，到离医院很远的血站退血，到银行去消户……快到十二点，她才办完所有的事情，满头大汗地回到房间。半个月以来，妈一直是这样不知疲倦地忙碌着。
出院手续很简单，一张电脑打印的收款收据上大概写了几个项目，妈只是大致扫了一眼，我到上海这家医院做手术，比在协和多用了两万多块，不过，当初是妈自己选定的这家医院，无论是服务或费用，都只能承受，况且只要我手术没有什么大的后遗症，钱又算什么呢？
妈本来想到车站附近的宾馆登记一间房，让我在那里休息到上火车。一个清洁工好心地劝她说：带着这么多行李，拉着我来回折腾，还不如在医院多待一会儿。到了中午，护士嘴上没说什么，却把紫外线消毒的灯放在屋门口，我们坐的T14次列车是下午六点开车，自尊心极强的妈还是两点就带我离开了医院。
从昨天起，除去今早郎医生一言不发地帮我拆掉最后一针的线以外（引流管拔掉后，补的一针），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医生了。这让我感到，手术完后快要出院了，不管我的状况如何，这家医院和他们的医生对我都没有任何责任及义务了。尽管如此，出于礼貌，我们还是两次去找孙医生，想与他道别，他不是没来就是进了手术室。虽然孙医生也曾跟我们要过家里电话，但此时此刻我很清楚，今后我们不可能再与他打什么交道了。
临走时，河南小姑娘的妈妈送来了几包食品，让我在路上吃。妈坚决不肯收，让她留给自己的孩子。想到她家经济拮据，还这么热情，我感叹不已。她把我们送到楼下，医院的大门口依旧冷冷清清，除去门卫一个值班员外，再无他人。妈背着两个包，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搀扶着我，蹒跚地离开了这家曾被我们和许多病人寄予无限希望的医院。在这里，我度过了整整15天，那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15天；在这里，我遇到了好心的清洁工，炊事员、对工作认真而严肃的护士长、态度和蔼的孙医生，他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里，两个医德很差而又傲慢冷漠的医生助手，以及部分刻薄势利的护士，同样在我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在这里，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小无锡、河南小妹妹，以及周围见到的一些病友，给我留下了一种深深的痛楚与牵挂。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在妈妈的搀扶下，我艰难走出了医院的大门。我们谁也没有回头再看它一眼。
上海的火车站很大很干净，离开车的时间太早，候车室不让进人。一个戴红袖章的值班员答应带我们进站，先把我们领进了候车室。妈拜托一个安检行李的年轻阿姨看着我，便去软卧候车室看是否能补票从那里进。但无果。因为这两天火车票极为紧张，什么卧铺票都补不到。当那个年轻的阿姨得知我今天刚拆线出院时，非常惊讶，满脸同情。她和周围的工作人员商量了很久。他们说，即使先进站，车门不开，我会很辛苦，和别人一起进站，人多拥挤，更加受不了。最后，决定由一个叔叔领着我们去了贵宾候车室。他把我们安顿好后，端来了一杯茶水一杯白开水，并叮嘱我们该从哪里走。妈感叹地说：上海人真是心细！想到我可能吃药，不能喝茶叶水。面对这些热心的陌生人，再联想到医院那些对待自己的病人冷若冰霜的医生护士，这种天差地别的人心，让人除了感叹，还能说什么呢？
候车室正对着我们要坐的七车厢。走十几米，就上了车。列车员不停地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更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对面铺是来苏州、上海旅游的一家三口，居然家也住在回龙观，是再近不过的邻居了。他们主动把下铺让给了妈，以便她在夜间照顾我。这是我离开上海的最后一刻得到的这些好心人的帮助。
六点整，火车徐徐地离开了上海——这座南方繁华而有名的大都市。15天前，在离开北京时，妈曾跟我说：手术后一年她会带我回到上海华山医院复查，那时她可以陪我在上海好好玩玩。当时，她天真地相信了中央电视台的宣传，以为我们是到上海有名的华山医院做手术。但至今我仍不清楚华山医院在哪里，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令人感慨万分的事情后，我相信，明年妈绝对不会带我再来这家医院了。
躺在晃动的卧铺车上，尽管头晕得厉害，我却没有一丝睡意，似乎忘记了自己刚刚离开了死亡之门，忘记了医院中所发生的一切不快，忘记了自己曾经那样痛楚万分。占据了我全部思绪的就是北京我那宽敞明亮而又温馨的家、即将在站台上迎接我的爸爸和亲友、我那全新美好的明天…….
我的日记——结束语
记得曾听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生就像一副已经画好的画卷，人活着的目的不过是把它打开。不知它是否适合每一个人，但我相信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恰如其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后，我问自己：也许人是有命运的？
父母的身体极好，在我记忆中，几乎很少看医生。我出生时七斤多，健康可爱，五岁时，在众多的同龄人中“过五关斩六将”，通过各项体能智力的检测，被评为全市的最佳健美儿童。但谁也没想到，七岁那年一支冰棒在我十四岁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无数荆棘，全家人为此吃尽了苦头。父母不但四处寻医问药，而且看到报纸上的宣传也如数寄钱买来各种药品与治疗仪器。药品化验后，不能吃，拿去丢掉，仪器毫无作用，堆置在阳台上，上当无数。大学二年级住校时，家里专门请人帮忙煎熬，让我吃了整整一年的中药，收效甚微。当初，谢伯伯曾向妈提议手术治疗，妈不寒而栗，一口回绝。到了北京，妈仍苦苦在内科寻求治疗方法。神经科、内分泌、普外科、心脏科的专家们用尽了各种检测手段，最后，每人给的结论，却大相径庭。
今年三月，北大医院的吴教授组织了一次会诊，会上，妈认识了一名叫张家涌的神经外科医生，会后他对妈说：中国人的意识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愿意冒风险。外国人大多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服药两三年效果不佳，就寻求手术治疗。其实这种手术在国外早已不算什么了。他的话使妈下决心寻求新的治疗方法。在张医生的建议下，她找到了空军总院伽玛刀中心的周文静主任，我也开始了新的一轮检查。
在北京，我的经历与在上海伽玛刀医院的经历真有天壤之别。为了做一项检查，空军总院的医疗科提前几天就把三个科室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下午的会，商量如何更协调更密切地配合，他们甚至事先确定好了路线，并测算了所需要的时间。因为那次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到不同的科室完成几项检查（这几个科室不在同一栋楼里），这样出来的结果才能准确。这是在其它医院很难做到的。我曾做过三次核磁，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为了核实其它的检查结果，解放军三零六医院的金真主任又给我做了一次并加做了波谱分析。这种功能性检查要求设备具有一定的级别，同时目前也不曾对外做。金主任向妈表示，无论医生提出需要哪个部位的波谱分析，她都能够配合。
六月份，北大医院的吴伯伯把我的病例拿到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诊上进行讨论。参加这次会诊的是北京各大医院的有关教授和专家，大家严谨而科学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看法。由于协和医院的吴教授外出开会，派来了他的门下子弟任连坤。和任医生认识似乎也是命运的安排。当时，妈对讨论会上近百名医生说：“那是我唯一的女儿，也是我们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在感情上，我不能接受开颅手术，想用伽玛刀治疗，希望大家理解。”到会的医生对治疗方法大都没作明确表态，散会后，和妈素不相识的任医生对她说：“你不要以为伽玛刀就很安全了，对脑组织造成的放射性的坏死同样是不可逆的。”妈被这句话震撼了。她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伽玛刀是由核磁共振定位，而我的这项检查又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只能通过PET的代谢问题推测核磁片上的部位，那时，她开始权衡伽玛刀与开颅手术的利弊了。事后，妈多次与她、高伟医生（也是吴教授的博士生）详细地交谈探讨，终于下决心让我走手术这条路。在此之前，全家人对手术是绝对不予考虑的。
不久，谢伯伯（湘雅医院神经内科的教授）经北京回美国定居。妈和他仔细地商量研究，并再次考虑手术问题。他介绍妈去找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美籍医生陈彪叔叔。
陈叔叔和他的助手以极大的热情全力地帮助妈妈，为了手术的部位更加明确，他和PET室的马主任尽可能仔细地又给我做了一个PET，——尽管在此之前，我在空军总院以及协和都已做过这项检查了。我被停止了一切治疗药物，并且禁食24小时。早晨九点半我第一个上机采集图象，每做完两个病人的检查，就再给我采集一次。直到五点半，8个病人全部做完后，马主任和一个医生再次让我上机检查，以观察一天来我糖代谢的变化。他们饿了，就在冰箱拿两支冰棒吃。妈感动不已，想留些钱让他们去吃饭，被坚决拒绝了。直到七点半，我们在外面吃完饭回到家里，接到马主任的电话，那时他还在电脑前仔细地研究对比我的图象。由于这种检查价格较贵，做的人不多，医院多把病人集中在一起，每周只做两天。因此，每个人的检查时间都安排的非常紧凑，所以上海的医生看了我的片子后都说，他们不可能做我这样的检查了。
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做得那样细致认真，妈决定十月份在协和让我动手术。这时，为了更加慎重，同与孙医生在中央电视台健康频道出节目的北大医院吴伯伯出于好心，要妈再征求一下“上海华山医院”孙医生的意见，并告知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孙医生收到了妈八月四日寄过去的EMS，立即回了电话，约她八月十一日上午在新桥饭店见面。妈带我如约前往。孙医生的谦和与自信给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即拍板带我去上海。
回到家里，看到孙医生名片的头衔是华山医院的副教授，而下面的地址却是吴中东路508号的上海伽玛刀医院，爸提出了疑问，让妈弄清两家医院的关系，到底是挂靠还是承包或有什么其它内容，但精神上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的妈妈认为做律师的爸就是疑心病重，而且也是故意阻止我做手术，俩人为此发生了争执。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妈还是给旧金山的谢伯伯、湘雅医院的章教授、宣武医院的陈彪叔叔、协和医院的医生朋友以及她在上海唯一的朋友小日本叔叔（他人在香港工作）打了很多电话，询问华山医院以及孙医生的情况。大家都讲华山医院的脑外科很强大，但没人知道孙医生的情况，更别说伽玛刀医院了。小日本叔叔找到了华山医院的医生，答应上班后给消息（当时是周日）。妈边做准备边等电话。周一上午，电话来了，华山医院的老院长告知有孙医生这么一个人，但由于他是新来的，不十分了解。手术不会致残致死，但受到病除不敢保证。妈认为开颅手术有这种评价已经不错了，便打电话让正在上班的我请假，订了周三的机票 …..
现在回忆起来，一环扣一环，很多事先根本不可能认识的人在关键的时候走进了这件事中，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了一样。真像一副事先已画好的画卷，我除了慢慢地打开外，没有丝毫更改的能力。半个月前，全家人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让我去上海做手术，而且还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医院。
事先，陈彪叔叔说八月中去美国开会，他也订了15号的机票，并让助手把我的资料刻到光盘上，请美国最权威的医生看看，将专家的意见知旧金山的谢伯伯，即刻用EMAIL通知我们。妈以为到了医院手术的前期工作和讨论手术方案一定会用上好几天，没想到，陈叔叔没有拿到周三的机票，而我们在医院的飞速进展根本不可能再听美国方面的意见了。在医院，我勉强地上了两次网，谢伯伯急得一个劲地连发EMAIL询问情况，当他收到我第一封MAIL时，我第二天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我想他一定会倒抽一口冷气。
出院后，妈拖着虚弱的我去了协和北大，做了术后应在医院而他们没给做的一切检查。如：输血可能引起的黄疸，血药浓度，肝肾功能的检查以及我那受了伤的眼睛。我接连两天晕倒，使妈寸步不敢离开。在电话里，妈向吴伯伯讲述半个月来的经历时，泣不成声。在吴伯伯和眼科会诊后，我知道由于手术时的不慎牵拉，致使我的上斜肌部分麻痹，恢复起来，最快也要三个月到半年，而协和做这种手术的人没有一个留下这种后遗症的。
唉！这真应了一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你相信命运吗？我信。
（又及：离开北京时，我只带了一个MD，一本英语书，根本没想到要写什么日记。以往住过的几次医院中，烦恼的只是那些检查，但医护人员的态度及服务还有病友们互相之间的关心，从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阴影。然而这次，从住院第一天起就让人感到说不出的不对头，接踵而来的所见所闻，给我越来越大的压抑感。我让妈特意买来了纸笔，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这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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