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75年５月７日，我被保卫科的人关押了一天，到晚上又是由张德贵亲自带入押送我回宿舍，直到晚上８、９点钟他们才带着‘战利品’凯旋而归。张科长走后，我已经筋疲力尽，正准备喝口水，就把剩下的水根开门倒到楼道里。就在开门的一刹那，我猛的发现在漆黑的楼道中有一个烟头在空中闪烁，见到我房屋的门开了，突然朝楼梯下面躲闪。我下意识地认识到，我已经被人盯梢了！
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回到床边，心还在砰砰地跳个不停。我不禁回想起1957年反右的情景，那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不过后来听大人聊天时说，爸爸的教研组有一个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张教授，系党支部书记动员他要帮助党整风，要给党提意见。结果贾尚伯伯向他摆手，劝他说：
“你刚回国，啥也不明白！你千万别给党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就等于‘顶风撒尿’，弄不好就要招惹一身的骚阿！”
张教授一听此话，“对党提意见”时一言不发，恼羞成怒的支部书记最后拿贾伯伯开刀，他成了全教研组惟一的右派，被赶回山西老家，妻离子散！
后来我常听妈妈说：
“我敢顶撞日本的宪兵队长，敢痛斥国民党兵，惟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小超子，你可千万别给家里惹事啊！”
如今我好后悔啊，当初没有听妈妈的话！大人害怕共产党，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如今终于让我亲自尝到了党的厉害！
我的心还在砰砰地跳，猛然间又想起文丽的硬皮笔记本还在我这里，按照当时的观点，里面都是‘反动诗歌’！更要命的是，里面还夹着我所写的短篇小说，虽然不多，但随便拿出一篇也够死罪！我简直要疯了，歇斯底里地翻着书架，但又怕出声，惊动了门外的岗哨！我大汗淋淋，浑身湿透了，还是一无所获。猛然间我扑向了床上的枕头，翻开一看，啊！那黑色的硬皮笔记本安然无恙，我抱起它几乎哭出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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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迫害的日子真难熬啊！从那以后我虽然没有被正式关押，却被人盯梢。保卫科对我的要求也是‘随叫随到，接受询问、交待问题！’暂时没事的时候还得回车间上班。奇怪的是，工人并没有疏远我，只是避免谈论此事。后来保卫科背着我，给我所在的班组开过两次会，叫他们揭发我的反动言行，结果马班长态度强硬，一问三不知。尤其是少女，张淑云！（见同龄人13）在揭发我的会上居然给她吓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还是马班长看出她的下身湿润，可能是小便失禁，忙叫别的女工培伴，内屋处理。马班长又与于科长争执起来，会议不欢而散。后来听说还有一次揭发我的会，又是被小云子搅黄了。所以张淑云和马班张是我终身感谢的两个人！
还有一次在通往食堂的路上我遇到了车间主任，他一挥手把我叫住：
“小雷子！你的日记里写得什么鸡巴玩艺儿？”
我突然一惊，莫非指的是我用英文写的日记？不过，那年头董英语的不多，但我还是听说他董。
“怎么？您看过了？他们让您翻译啦？”我战战兢兢地回答。
“是啊，我看过了！不过他们叫我翻译，我没管那吊事。再说了，我哪有那闲功夫啊！”这时他用手指指我的鼻子尖，叹口气说：
“小雷子啊，小雷子！你都是个28、9岁的成年人了，怎么这么幼稚？真他妈的白活了！”他稍微停顿一下，继续说：“你的头脑里要时刻有这样一个概念：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怎么敢他妈的胡来？．．．．．．”
我知道车间主任原本是个老大学生，因为在工人堆里混的时间长了，也是满嘴的脏话。不过那天被他痛骂之后我心中却感觉温暖。原来共产党的干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还有一个仗义之人，来回沟通我和文生、文丽的信息，他就是宝林大哥（见我的同龄人３）！
“文生告诉你，一定要毁掉诗词本！”他不止一次地叮嘱我： “挺住！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严，抗拒更严！’交待越多了也不会从宽，后果就更可怕！”
原来我挨整之后，文生和文丽也慌作一团，立刻断绝和我们这些人的来往，除了‘吃喝嫖赌’的尹宝林之外。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厂保卫科也很少注意他。
此时的文丽寝食不安，心神不定，度日如年。她心理很明白，雷凤超的挨整多少和她有关。特别是她想起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３日，雷凤超拿着北大荒同学的来信来找他的同学刘环时，她谎称那封厚厚的书信是雷凤超写给她的情书，气得魏青咬牙切齿（见４３ｋ），文丽真的感到恐惧，“在魏清的咒骂声中，一场灾难居然在５年后的今天降临！”。
不过文生信心百倍，有一次他鼓励郁郁寡欢的文丽说：
“放心吧文丽！保卫科绝对不敢整你，咱们还掐着魏青的把柄，他收了咱们500元钱！”
“你别想得乐观！咱们北京学生先后被整了多少啊？还不是相互牵连？！”
“你放心，整你，你就揭发魏青！揭发他受贿！揭发他，揭发他，揭发他．．．”
“你放屁！”文丽又火了，“还揭发他什么？你说清楚了！如果事情真的闹大了，上级机关调查起假的证明文件，说不定孩子的户口又得迁回青海，前功尽弃，你想逼死我们娘俩呀!．．．．．．”
说着，文丽嚎啕大哭，仿佛爱情又受到了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