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1日星期六，我在班上接到文生打来的电话，他嘱咐我明天一定要去他家，有重要的事情拜托，他们知道我要回北京休探亲假。由于宝宝出生后他家乱了套，文丽就把北京娘家的妈妈叫到身边照顾宝宝，另外我也知道，他两正在为把刚出生的宝宝（常燕萍）户口弄回北京而绞尽脑汁，并先后两次找我借钱（后来都如数归还），我又帮不上忙，所以我去的次数也随之减少。
因为有事，第二天下午3、4点钟才赶到他家，三口人早就准备好了饺子馅并揉好了面。
“给你！先把这东西收好！”
还没等我脱去大衣，常文生就急忙交给我一个未封口的牛皮纸信封，郑重其事地说：
“这是有关孩子户口的重要文件，常燕萍的户口是否能落在北京，就在此一举！”
“是吗？”我好奇地望着他，小心翼翼地接过信封放在我大衣的内兜。
“你回北京后尽快先去北大，一定要亲手把文件交给我家！”
常文生叮嘱我，文丽又插话：“本来我妈妈也要回京，但我们对老太太不放心，事关重大！将来我和文生是否还能返回北京，全靠它了！”
……
1975年2月4日，青海的西宁是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寒风呼啸而来，吹得干枯的树枝在风中摇晃，远处的雪山显得格外耀眼；软弱无力的太阳，在低矮的云层中东躲西藏，显得那样无精打采。常文生送我去西宁火车站，帮我拿着回家过年的羊肉，还在嘱咐我：
“老雷！一定给我们来信！这件事关系重大！我们将来老了还要‘落叶归根’啊！”
“你放心吧！”
……
火车呼啸而别，两边的秃山渐渐离我远去，我的心就像箭一样地飞驰！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妻子、女儿，我的心就像吃了蜂蜜那样的甜蜜！又想到日夜为我操劳的母亲，心理又一阵发酸！
啊，人真是复杂的‘动物’！说起常文生，我总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似乎自己总是亏对于他！特别是文丽在他面前不加掩饰地表现出对我的热情。有一次我在食堂买来饺子，没来得及吃就到了他家。文丽接过我的饭盒就下厨房，用油又替我煎了一遍。一种暖呼呼的感觉油然而生，我面对文生反而感到尴尬。咳！人家文生天生的大度，我真是自作多情啊！与其这样无端的猜测，不如将来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报答人家！
火车飞奔，我还在胡思乱想，又检查一下那份‘重要文件’，偎依在座椅的靠背，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
到了北京，我还没来得及与女儿、妈妈过分地亲热，趁钱丽还没到北京之机，我骑上自行车就来到了北大。我按着信封上的地址，寻找着常文生的家。此时恰好有一个老太太从此经过此地，我急忙推车上前问道：“大娘，您知道常文生家在哪吗？”
“孩子！你可别瞎找啊！”老太太惊讶地望着我又说，“那小常为了媳妇，调到兰州去了，差点没把他妈气死！”
“您别误会，我是找常文生的父母家！”我急忙解释，但我并没有纠正，文生调的地方是西宁而不是兰州。
“奥，就在那儿！”
我顺着老太太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就是孤岛上面的一座古式建筑，怪不得我没敢过去。
我沿着大堤走到岛上，只有常大妈一人在家。
寒暄过后就进入了正题。
“大妈！这是文生委托我给您的重要文件！”，说着，我就双手把信封递给了常大妈。
常大妈接过信封，用手把信抽出来又递给我说：
“小雷子！大妈眼神不好，你就给大妈念念吧！”
我接过来几张纸一看，念到：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户籍管理部：
因我们幼女出生不久便患有高原缺氧症，不易在青海养育，我们又都是青海省地质勘探局职工，常年在高原野外作勘探工作而无力照管，我们申请将女儿常燕萍的户口迁往孩子爷爷常建文家，由其爷爷、奶奶抚养照顾。
申请人：常文生、金文雨。
１７４７年１２月４日
第二张是：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户籍管理部：
兹有常文生同志和金文雨同志均系我青海省地质勘探局职工，二人所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青海省地质勘探局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７日（公章）
剩下的就是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的证明，常燕萍的出生证明等等。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几个月来，这两口子为了把女儿的户口落回北京，真是费尽了心血，大概花了不少的钱吧？
“大妈！这回您就等着好消息吧！”我说着就一古脑儿地把文件交给常大妈，“您要抓紧时间办阿，可别错过机会夜长梦多！”
大妈接过证明并没有高兴，反而用疑惑的眼光瞧着我说：“俺们向政府撒谎，这可是犯法阿！”
“您可别想那么多，这可是没办法的办法阿！”
为了转移大妈的关注点，我急忙掏出常燕萍的百日照片，大妈一把枪了过来，还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端详：
“这可是我的大孙女儿？阿，长得像她爸，好心疼（可爱）阿！”
大妈乐开了花，可是不知为什么，刹那间又目光呆滞，泪如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