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师叫朱兴华，是早年随父母归国的印尼华侨。她1938年3月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棉兰市，1952年随父母回国定居，1957年考入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196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学教书。我是1963年考入高中，按理说朱老师恰恰是我的老师，可是命运阴差阳错地使我成了她的同行，于是她也称为我的同龄人了。
实际上我调到这个中学教书时朱老师已经退休2年，仅仅是因为她退休后还坚持搞家教，而我们又是邻居，所以常有业务来往。据别人讲，朱老师是一个非常“拔尖”的人物，她对业务也是精益求精，所以第一批就进升为高级教师。当然她也有不利的一面。她本是教俄语的出身，只是中国与苏联交恶后大批的俄语老师该教英语。有的英语仅是他们大学里的第二外语，有的连第二外语都不是，改行后几乎是从头学起，然后匆忙上阵。这些人日后教起英语常受俄语的干扰，习惯名词的阴阳性和代词的“给格”等等。
朱老师喜欢弹钢琴，隔三差五地就能从她家里传来悠扬的琴声。有一次我出门倒垃圾，正赶上她激情四射，疯狂地演奏前苏联歌曲“黑龙江的波浪”，我听得入神，呆若木鸡，任凭垃圾袋里的西瓜汤滴答我一裤角，回家挨老伴一顿臭骂。
据说朱老师还有一个最大爱好就是“数钞票”，每次补课的学生走后，她都会把学生留给她的钱兴高采烈地数上几遍，最多的一次就来了6个学生，客厅里的长桌坐得满满噔噔。还有一次老伴退休后在深圳打工，一次给她带回一个40万的存折，她久久地凝视，心花怒放，最后急不可耐地敦促老伴：
“老头子，过完年早点回去，要不然你的位置叫别人顶了咋办？”
“着什么急呀，在家多陪陪你不好吗？”老伴风趣地说。
“老夫老妻的，陪什么陪？”
……
有一次我家装修，引来许多邻居观看。恰好朱老师的老伴在家，也动了心，叫我作作朱老师的工作。
“如果像你们家那样，客厅里铺瓷砖、卧室里铺地板，门、窗全换高级铝合金，总共要多少钱？”朱老师认真地问我。
“我家是两居室的房子还用了2万多，估计您3居室的住房怎么也得要2、3万吧？”
“是这样？”朱老师听了我的回答紧锁眉头，最后还是没舍得装修。为此她后来还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
“这几年我老头在深圳赚了40多万，我也有点积蓄，可是我还有老人，我也需要养老，如果我像你这个年龄，我也会考虑再买一套楼房，把我现在的住房租出去。”
“可是‘钱’什么时候算是够了呢？”我并不同意她的观点，接着说：“您已经60多岁，适当的享受一下也不过分吧？为什么把自己搞得那么劳累？哪怕把水泥地铺上瓷砖也舒服些吧？”
“你不明白，”朱老师笑了，她接着说：“我挺喜欢水泥地，比较自在又随便，装得花里胡骚的我反而觉得拘禁，再说装修又那么昂贵。”
“这就是一个理念问题。”
……
朱老师仅有一个独生儿子，早已成家。儿子很忙，家住城南，一个月能回来看她一次。只可惜结婚不久便加入了丁克家庭的队伍，如今年已年过40,却无后代。朱老师还对其父母非常孝顺，时常把父母接到家里住上几个月，直到2005年，父母都活了90多岁才撒手人间。届时朱老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好放松一下，准备“大干”一场。熟人托熟人，许多家长都把孩子领到这里，周日、周六白天，平日里的晚上，孩子们络绎不绝。可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么央的人怎么在一次学校厉行检查身体中被查处肺部有肿瘤，老两口誓不甘心，经过两个多月的转院复查，终于在2005年底被北医三院确诊为“肺癌”。心腹人告知，朱老师并不喜欢人家看望，如果看望，用什么话来安慰？不如无言以对。
从此朱老师门庭冷落，偶尔遇到她在憨厚的老伴陪同下在校园里散步，我们见面后只是双方点头，然后会意地一笑，似乎胜过千言万语。
经过一年多的住院、出院、化疗，朱老师的病情突然恶化，今年2月初在北京肿瘤医院里昏迷一次，苏醒后她把疲惫不堪的老伴支出病房，把儿子叫到床边，气喘嘘嘘地说：
“儿子!你妈这辈子就怕没钱，除了文革，每次咱家有难都是金钱帮我们度过难关….”
她喘了口气，看了看含泪的儿子接着说：
“‘钱’在当今的中国比当年的印尼还重要!这是我卧柜里暗抽屉里的钥匙，里面有一张52万元的存折，密码是……”说着就大口大口地喘气，吸了一会氧气接着说：
“咱家冰箱里冷冻抽屉中的最下层有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张28万元的存折。是分房子时，由于分我的面积不够，我找学校闹，学校没办法给了我一间平房，如今平房动迁，政府补助我28万，你老爸都不知道……”说着又昏了过去，医生赶紧冲了进来，使用了呼吸机，朱老师又一次清醒，看看身边的老伴和儿子，勉强说了最后一句话：
“儿子阿!你赶快要个孩子吧，要不然就来不及及……了!”
话音刚落，不知是伤心还是委屈，儿子抱起老妈的头嚎啕大哭…..
公元2007年2月10日下午2:40分，朱兴华在北京肿瘤医院405病房咽下最后一口气。她留给我的只是她的琴声和无法消失的音容笑貌，除此之外，我的脑子几乎是一片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