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企业化，应该算是今年文化体制改革中亮点之一。据业内人士推测，“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民营出版商在不久的将来会取得如今国营出版社同等的地位”。其实出版的民营与国营之分早在明代就有了，只不过当时称为“官刻图书”与“私刻图书”罢了。
据史家考证，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应用于书籍的出版印刷；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明代刻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刻书机构之多，历朝历代皆难与比拟；刻书内容之丰富，亦堪称历代官刻之最。官刻图书的发展也伴随着私家刻书风气的兴盛。明代中叶之后，私家刻书之风蔚为壮观，杭州胡文焕、徽州吴勉学、常熟毛晋，都是当时著名的私人刻书家。这些人当中最为突出的应该是毛晋，后人所谓“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一般认为，毛晋是晚明“私人刻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毛晋，原名毛凤苞，字子丸，后改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号隐湖，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生，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卒。毛晋自青年时期即喜爱刻书印书，为了满足刻书的需要，他四处搜罗古籍善本。他曾经在门口“悬榜”，上面写着：“有以宋刊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远近的士农工商争相来售书，人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最后毛晋购得书籍八万四千余册，珍品甚丰：“上下三楹，始子终亥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正因为有连楹充栋的珍本善本作底本，才使毛晋刻书远比同时代的私人刻书规模更大，书籍的质量也高于众家之上。从明万历晚期直到清顺治十六年去世，毛晋的刻书生涯长达四十年，其间刻书600余部。在这六百多部书中，既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一类正经正史典籍，又有《六十种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一类重要文艺书刊，另外，当时的毛晋已经开始刻印一些休闲书籍，如《群芳清玩》、《山居小玩》一类，可见当时已经有休闲的时尚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晋不仅刻书抄书，同时也售书卖书，这一点与一般私人刻书有所不同。毛晋的经营方式，已经是介于私刻与书坊刻书兼备的性质。他自己有着一套规模十分广大而完备的经营机构，从亲自投资、招聘人才、组稿、校勘、编审、书写，一直到镌刻、印刷、装帧，每一环节分工细致，工序紧密。书籍刻成之后，直接进行销售。从编、印、出版、发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运作完成，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新型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这在当时封建制度时期，无疑是一种迈向进步发展的倾向，也是对中国印刷出版事业的一种有力促进。
尽管毛晋刻书已经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但是对利润的追求也不是他的唯一目的。毛晋在刻书过程中贯穿着自己的学术思想，那就是以恢复汉唐旧学为要务，以纠正学术界积弊为己任，在“纂要”、“节本”风行于世时，倡导刻印经史巨著全帙，且身体力行之。清人钱谦益在《隐湖毛君墓志铭》中提到毛晋说：“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志远相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意。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经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 这种鲜明的价值取向，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当然，对毛晋刻本，后人也存在不少批评。顾千里在《陆游南唐书跋》提到毛刻本《南唐书》时说“汲古阁（毛刻本版心下多署“汲古阁”或“绿君亭”字样，是为毛晋室名）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孙从添也在《藏书纪要》中说：“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草，错误甚多。”可见一个与文化为伍者，其实是很难得到后人一致好评的。
毛晋去世之后，他致力终生的出版事业也迅速没落。他生前许多书版，也都流散四方:《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归席氏扫叶山房,《唐人集》、《六十家词》归常熟邵氏,《八唐人诗》归了山东赵秋谷,《陆放翁集》归常熟张氏,《十元人集 》归无锡华氏,《诗词杂俎》、《词苑英华》归扬州商家,《说文解字》归苏州钱氏。还有些书版惨遭毁弃，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记载，毛氏后人不知爱惜，竟将《四唐人集》书版劈烧煮茶吃了。——若毛晋地下有知，是否会心痛得醒来？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