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中对“宗”“教”二字，分别有不同的解释。“宗”者，“尊祖庙也”；“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不过近代意义上的“宗教”这一概念，据说是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学生带回国的。所谓“以神道设教，而设戒约，使人崇拜信仰者”，便是宗教。
如果据此说，中国自古以来，并不存在全民性或者说总体性的宗教。历史上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是通过官师教化的途径渗透到士农工商各个阶层中间去的，并非“以神道设教”；其中虽然有一些规范性的主张和要求，但是不能说就是戒约；并且儒家只是尊奉孔子为“至圣先师”，没有把他神化到什么地步。这一点不像寺里的撞钟打坐的和尚与观中炼丹画符的道士，他们才真正相信主宰自然控制吉凶的神的存在，并且坚信这神也不只是一位。
不过在儒家学说的发展史上，的确有那么几个时期，出现过神学化的倾向，以致于有人认为儒家的理论和观念之于中国，也是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之于西方世界一样的作用，所以要撰文，把孔子及其后人的学说定性为“儒教”了。
儒家学说的神学化，始于西汉董仲书。董氏为武帝君权神受的要求着想，改造历史上已有的阴阳无行学说，杂以儒家仁义道德与纲常名教，所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所谓“故无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其实都是儒家学说神学化的体现。至于周文王的白鱼，周武王的赤鸟，更是董氏天人合一主张的证据。董氏之后，谶纬之风兴盛。无论《礼记》里面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还是《诗经》里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对它们的诠释，走的都是儒家学说神学化的路子。待到《河图》、《洛书》、《白虎通义》出现的时候，几乎就成了汉章帝的钦定国典，但是这已经与本来的儒家学说相去甚远了。
儒家学说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所谓“三教合一”说。传说孔子之拜会老子，似乎是承认了“玄之又玄”是“众妙之门”，于是就有了“三教虽殊，劝善义一，途迹诚异，理会则同”的说法。及至两宋之际，理学大兴，尽管时人称“理外无教，教必归理”，但是实际情况仍然是儒家第一，佛道为辅，三教合一的愿望，本质上是行不通的。官方教化子弟用的教材是《四书五经》，《金刚经》《南华经》之类的课本是列在考试范围之外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据说以前美国的小学生教育中是有背诵圣经这项内容的，可以参考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从最终的结果看，受过儒家教育而奉孔夫子为师者，都是经世致用、安邦治国的人物，不是持斋念佛、不问世事只与神灵交流的智者或者呆子。儒家学说的神学化的努力不怎么成功，儒家学说更是一种现世的道德伦理学，而不是宗教。
不过，现金的学者，喜欢利用西方的新理论研究中国的老问题。自从当代基督教神学家Paul Tillich把宗教信仰定义为人对“终极之关怀”之后，刘述先先生也就认为，判断某种学说是否是宗教，只是要看它是否肯定“超越”的存在，并有无对“超越”的体证。依据这个标准，他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宗教。但是，正像杜维明先生所说，西方哲学与宗教是泾渭分明的，而中国儒家文化亦哲学亦宗教。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说一方面有“超越”的体证，一方面又落实到人伦日用之间。况且，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影响，恰恰正是人伦方面的作用和引导；至于“超越”等宗教色彩的观念，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专业的哲人对它做出的冥思苦想的诠释罢了。谁知道这种诠释，又是不是一种过度诠释呢？其实也并非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支持儒家宗教的说法，李约瑟就认为，儒家思想中一方面重视理性反对一切迷信、甚至反对宗教中的超自然部分，另一方面，儒家仅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思考的。
当然，说儒家学说不是宗教，并不是否认中国没有宗教。不过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在中国数以亿计的人口当中，信徒总归是少数。士大夫忙着攻读经史做文章，近代以来又加了科学与外文，自然是没有心思皈依宗教；普通民众也是苦于生计，对众多的神灵不感兴趣或者将信将疑。民间信仰多如牛毛，甚至历史人物如后汉关羽南宋岳飞都被设庙宇焚香火供奉起来，但是，正是由于神太多了，反倒减损了普通民众的宗教情感。匆匆的拜祭更像一种惯常传承的礼节，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戒规。其实，在大多数中国百姓的眼里，对神的崇拜远不如对祖先的崇拜那么重要。华北的农村居民，往往把祖先与财神、灶君、玉皇大帝一起相提并论；但是在安放神龛的时候，却有了三六九等的区别。祖先是要首先供在堂屋的正中的，而且面南背北，大有泰山北斗众神之首的气象。财神虽然也在堂屋，但是要面朝东，已是偏居。然而灶君的位子更加每况愈下，蜗居于厨房灶间，日夜与柴草为伍。不过有片瓦只檐遮蔽风雨还是不错的，堂堂的“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的玉帝，却只能够供在院子里；大约因为他掌管三界自然，不惧风雨的缘故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