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现实”这个概念并不特别明确。它有时候只是一些亦真亦假的生活印象。只要是在描写生活，我想读者不会去深究哪些是客观的现实，哪些是想象中的现实。其实对于作者来说，却但愿所有的现实，都是在想象中发生、发展，并且最后死亡的。
2002年春节过后，我从老家山东阳谷县赶回北京。因为是在春运期间，所以铁路交通很紧张。那天下午三舅送我去县城火车站，早看见站前广场上有许多等车的旅客，熙熙攘攘地议论，说是现在火车超员现象极为严重，新加了四五班跑北京的列车，都是早已经人满为患，所以晚上的车一定不在小站停，还是等第二天再走吧。我一听心里着急，把块石头压在心里。
三舅说附近有个建筑工地，他在那里干过活，有熟人，可以去借宿一晚。于是我抗着行李，跟着他走了大概有两三公里的样子，果然见一片没有竣工的楼盘，周遭几间简陋的、临时搭建起来的土坯房子。那里的工人听说我是研究生而且就读于北大，油然的敬意在脸上浮现。再加上三舅的面子，马上找好了一个满是油腻和汗味烟味的地铺让我住。这是这间房子三十几个地铺里面，最为干净的一处了。三舅则和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头，挤在门口。听说我们还没有吃晚饭，又有人争着替我打来一碗水煮白菜，还有四个馒头和一个腌萝卜。我有些过意不去，在门口小卖部买了一盒烟，分给那里的人抽。熄灯之后，大家轮流说几个荤段子，开始睡觉。忽然臂上一阵奇痒，正准备伸手去挠，浑身上下一起痒起来。我晓得这一定是跳蚤在作祟，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半夜起风了，寒气逼人，更是难以入眠。听鼾声此起彼伏，间有呓语磨牙，不绝入耳，想起未名湖畔临水听鱼。
清晨六点起来，睡在我旁边咳嗽了一夜的一个瘦子主动替我扛着行李，送我去火车站，就见有几个也要去北京的女孩，围着站上工作人员买票。站上工作人员一再声名说不敢保证都能上车，我听说后着急问道：“如果上不了车，退不退票呢？”这时排在我前面眉心长了一颗痣的漂亮素雅的女孩子，大概以为我在跟她说话，回头道：“应该退的罢……”之后我们共同买了去北京的票，相互攀谈起来。我便知道了这女孩在北京打工，这次又要带她刚刚辍学的妹妹去。随后见了她的妹妹，尽管身材高大，却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子，长了一双很夸张的单眼皮。后来又来了一个体育大学读专科的叫做王小惠的女孩，大概有十七八岁，也和我们一起聊天。
后来火车来了，众人上了站台，拼命往车上挤。我见这三个女孩大包小包甚多，且没有男人在旁边照应，想躲开她们，去另外一节车厢——这样一来免得不便，二来省些力气。谁知道那漂亮女孩热情地叫我，上车后还回头帮我把我的皮箱往车里使劲拖。这仗义的举动马上博得我的好感，于是我只好与她们在一处了。
车上人很多，根本没有座，四个人一同站着。这漂亮女孩阅历相当深，社会经验极丰富，听那两个小的在那里大惊小怪地聊天，可笑之处就温和地笑，并把一双杏眼不住地盯着我，我只好和她一起笑。我忽然发现，我在这个旅途集体中算是年龄大的，何况又是唯一的男子，所以理应负起监护关照这两个小的职责来，时时处处注意确保安全。比如说那个王小惠话多而且毫无顾忌，刚上车就与几个不讲道理的乘客吵架几乎打起来；而那个单眼皮则因为年纪小更加幼稚，竟然在一旁挽着袖子要帮忙——慌得我几次告诫她两个少说话、得饶人处且饶人，免得出乱子。这两个小孩子行李多，而且乱放，我只得瞻前顾后，替她们照看。好在有这漂亮的女孩协助我，一路管束两个小的言行，并且不时打点我们四个的行李，分担了我许多的烦恼。
车过河北，那两个小的相互嬉戏，倒放给我们两个大的许多机会交谈，说了好些话。于是我知道她因为家里穷，已经在北京打工五六年了。我在与这个漂亮女孩的交谈中感到自己与她的感情飞速成长，我发觉几年打工的经历使她的眼界与处事风格早已超出她的初中学历了。我猜她应该比我小一两岁，但是却像是比我大似的，那种成熟与体贴让人爱慕。后来那两个小的忽然停止了嬉戏，回头问道：“怎么你们两个谈得这么亲密呀？”一句无意的话，竟然叫我俩登时脸红了许久。之后这漂亮女孩说站了四个小时了，有些累，我就建议她坐在过道台阶上休息。她细心地铺了一层白纸，坐在那里，不想竟然睡了。我看见她蜷伏在一团的睡姿，十分安祥，心里油然生出一种爱怜来。
后来她醒了，一双发红的眼睛紧盯着我，额前的秀发有些凌乱，倒吓了我一跳。之后她理了理头发，揉揉眼睛，站起来，偷偷和那两个小的说话。偏偏我好奇，凑过去问她说什么。那个王小惠心直口快，说是问卫生间在哪里。我一听很替他着急，替她到处找。偏偏我们所处的两节车厢之间没有，旁边又是人山人海，挤了好半天都找不到。我看了一下表，说大约还有三个小时就到北京了，问她是否能忍得住。她脸色红红地笑着，低声说：“那就算了吧。”我知道不好了，正好挤过来一个列车员，赶紧上前去问，那列车员怪异地看了看我们两个，说跟我来吧，便把她带走了。好长时间以后，她回来了。我偷偷地问道：“完了？”她说：“完了。”脸红得布一般，羞涩地笑。我忽然发觉，万一她把我对她的关心误解成为戏弄就麻烦了，于是就一本正经起来，不再说话。但她终于并没有误解我，一路上只把我当作知心朋友和心理上的依赖者。在这萍水相逢的拥挤的列车里，同舟共济的感情其实也是一种短暂的纯真。谁知道下车之后，从此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我问她在哪里打工，她忽然很警觉，谨慎地说以前在餐厅做过女招待，因为工钱太低，转而去商场做促销；不过这半年的工作，尚无着落。她说这次和她的妹妹先去丰台投奔一个舅舅，然后慢慢再找。正谈着，忽然她叹口气说：“真是不想出来打工了，……”明显地又将想说的后半句话咽了回去。这突兀的叹气忽然使我们都沉默起来，整个喧嚣的列车也仿佛一下子安静了许多，只剩下车轮轧轧地响。
下车临近，互相留联系方式。她却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只给了我一个同事的手机号码，随手撕了一块白纸，写在上面——字写得很俊秀。我忽然疑心这个“同事”会不会就是她的男朋友，心里一阵发酸。我把自己的详细地址和电话都给她了。
下车的时候人多，相互招呼着唯恐走失，都很珍惜这一次偶遇，仿佛出站时最后相互关照一下，也是可以让这段感情延长一般。但是终归要分手的，相互拿了自己的行李，彼此说了无数的珍重再见的话，她便和她的妹妹去对面公交车站坐车去了。然后我先送王小惠上汽车，又独自在北京西站徘徊良久，才坐车回学校。
之后许多天没有再见面。有时候我会很想她，就去拨那个手机号码，但永远是关机。第二年春节的时候，我再拨那个号码，竟然已经是空号了。但是我仍然坚信我们还会再见的，也许就在某个经常走过的大街上，或者就在某个偶然踏上的列车里。
我很想就此结束这篇记述，但是——我毕业前夕的一天，王小惠忽然打电话来。闲聊了几句之后，说这两个姐妹好像在一家很暧昧的发廊里工作。我听了心里隐隐作痛，问明白了那个发廊地址，跑了大半个北京城去看，果然见昏暗的玻璃橱窗后面，坐着一个穿着极其暴露的女子，厚厚的浓妆，依然遮盖不住眉心那颗素雅的痣。她看我在门口，习惯性地出来招呼；待认清了我的模样，愕然一下，急速转身不见了。旁边闪出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大概是老板娘，抄着南方口音连声问我：“先生啊侬要什么样的服务啥？”我说我是路过的，不要什么服务，然后就走了。
回到宿舍，我取出那个藏了两年多的手机号码，烧了。那几个俊秀的字迹渐渐变黄变焦，刹那间腾起一团小小的火焰，然后平静地化为一撮灰烬。不争气的眼泪，也就渐渐蒙上双眼，垂到脸颊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