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7日星期天凌晨，大连钢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当天我们下班后就在保卫干事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事发现场。大家缓慢地移动脚步，全场鸦雀无声，仿佛是在和遗体告别，默默地观望那条贴在树上的反动标语，原来是‘罪犯’用毛笔竖着写在黄纸上的几个大字：“中国没有自由!”
事发不久，一位姓赵的技术员给我讲述了不久前发生在大连的一个凄凉的故事。只因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北京知青，而且年龄与我相仿，所以我至今难忘。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肖顺宝，家住北京市西城区劈柴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他家有四个子女，肖顺宝在家里排行老三，于是家人都叫他宝三。久而久之，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宝三，有人甚至忘了他的大名，或者以为他就姓“鲍”。
宝三长得浓眉大眼，从小就聪明伶俐。他没上学时就常常拆开家里给他买的玩具，然后又自己“组装”。他爱摆积木又很耐心，上小学时就开始摆弄“矿石收音机”，后来就抄起电烙锑自己动手，组装半导体收音机。他还常常帮同学、街坊四临修理小电器，在胡同里晓有名气。
宝三的父亲是旧北京城的商人，好像还当过国民党时期的商会会长，经营布匹、绸缎，连带搞点房地产等。不过随着“公私合营”家境日渐破落。特别是文化革命，全家遭遇灭顶之灾。自从北京红卫兵发明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的对联”宝三深受其害，据说在学校里被人当作“狗崽子”打了，还下跪，受了不少的罪。
“文革抄家，老爸被押；母亲牛棚，子女无家；‘东奔西躲’，终日无话；兄弟姐妹，自顾不暇。”
话说那宝三父母双亡，无依无靠，1967年春天就被姑妈接到上海，昝住在闸北姑妈家里。宝三到了上海，还是少言寡语，终日抱个半导体收音机，“吱吱啦啦”听个没完。后来他姑妈发现他常去上海的码头转悠，感到特别纳闷。尤其他每天还听天气预报，而且相当的认真。就这样，转眼间到了1968年的8月。有一天他突然失踪，只留下个字条，说是要回北京分配工作，也就是“上山下乡”。向北京打听，无人见过宝三，从此下落不明。姑妈在整理他的物品时发现一个小本里密密麻麻地记着：
“6月5日，墨西哥‘圣玛丽’号，7日荷兰‘罗斯”号、13日英格兰 ‘梵高’号…”
这下子他姑妈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心里立刻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和忧虑。家人前往北京，四处寻找，眼看一个多月过去，宝三依然渺无音讯!
后来过了近两个月，家人才知道原来那宝三已经于1968年的8月28日凌晨4、5点钟，悄悄地来到上海码头，趁着浓浓的大雾，趴在地上匍匐前进，充分利用站岗巡逻的间隙时间，成功地逃脱了哨兵的双眼，一下子钻进了一艘日本货轮“云阳丸”号，逃之夭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