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到96年的时候，我恰巧在中国的大学里呆了几年；94年我在天津看到南开大学，惊讶她有那么芬芳的一个荷花池塘，还有一个露天的放映电影的场地。最后，我对大学还留有记忆的，就是北京大学的一池幽碧的湖水，三二个人逶迤在未名湖畔，再远处，学子们学习外国学校的样子，个性松弛地仰在草地上，去看一些莫名的书。。。
我的父亲的美好记忆，则固执在浙大，或是什么金陵女子学校；而说起上海的圣芳济以及教会学校等等，他的清澈的帐目，就泉水一样的叮咚而来--------除了这些，他现在什么也记不住了。
中国的知识份子，出现在哪个时代呢。
从山东淄博来的，毕业于北大的曲向东，不象《大家》里表现得那么笨拙。98年的时候，他身上还蹿着北大的那股劲儿。我们在一个节目策划会上，他开出一排一排的书目；他说话铿锵而且不断推进自己的观点，实际，那时他年龄并不大。
但我很高兴在媒体的这种圈子里，他还能一个人愤怒地看着书，固执着北大的固执和笼罩别人思想的努力，因为这里面，还有智慧和野心在其中。因此，他有了其后的前进。
曲向东在昨晚采访的人物，是协和胸外科的黄国俊教授。
这位谈吐儒雅，举手投足间精致飘逸的国际胸外科专家，今年86岁。他很有意思，出生以后的第三天，他的母亲发现他的2只脚是内翻的。于是他的童年很辛苦，因为他一直在爬。到了6岁，他还是站不起来。于是他的父亲让他掉着泪水拄着桌角站着，父亲在下面用手掰着他的脚。这样的往事给6岁留下什么样的记忆，我们不得而知。于是曲向东问他：“今天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老先生说：“看得出来，我脱了袜子你看得出来。还是有点畸形，脚后跟多一点脚后跟长一点，但是一般看不出来。我那个老伴结婚以前她没看出来。”
最后一句话黄教授眨了一下眼睛，他最后20年一直在美国，他的俏皮的意思是，结婚前他瞒天过海了。
成长起来的黄国俊能够走路了。他之后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燕京大学，19岁的他学了医科。当1988年黄国俊教授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荣誉院士时，他把中国的胸外科推向了世界的最前沿。
他在70年中救了什么样的人呢。教授告诉我们，胸外科包括食管癌、肺癌、胸部肿瘤等。他一天在跳床手术，就是2—3例。70年有多少呢，数学可以帮助计算一下。
这70年中，他请过20天的假。老人解释说，有一天晚上6点多，骑自行车到协和医院去开会。那时候是实在的吃得不饱，回来之后到了六点多了，五六点经过阜成门，正好一个卖冰醣葫芦的。他一看很馋就买一个冰糖葫芦，不容易了，那买到冰糖葫芦不容易了。他买到就吃，当然他买了两个，孩子老婆吃一个。第二天他想吃早餐喝碗粥，刚抬起来一下子就急痛，紧急的疼痛，他知道就有问题了。
之后，他从医院里得知，自己的胃大部分没了。
黄老这时轻声告诉曲向东：我觉得委屈了，无缘无故胃去掉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头我掉眼泪。
曲问他：为什么委屈？
他回答：觉得太辛苦，觉得无缘无故，我为什么把胃没有了？这个胃没有了，那就是说实在是太辛苦了。第三个穿孔，我在科里头15个大夫，我第三个穿孔。
除去这20天，他大约救了8万个癌症病人。
黄国俊教授爱吃糖葫芦，他在美国的20年让他的表达参杂着奇怪的味道。他的家庭信基督教；而这个信仰，没有让他在文化革命中蒸发；因为他用着轻巧的手术刀挑开了一个又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喉部，当然，是保住了那个喉咙主人的命和持刀者的命。
黄老在采访结束时，眨着眼睛告诉曲向东，手术是一件艺术品，要轻巧，要漂亮，轻轻地游走在淡红色的血管中；这时，老人扬起他那双菩萨的手，象指挥一样优雅地挥动了一下-------曲吃惊地望着他，可能糊涂了。
黄国俊90年代离开中国；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医生开始拿红包了。
这个优雅的，信仰着基督的白发的人，可能抵抗不了那种汹涌的时代问题；但他是一个朱自清一样的知识份子，他可以自清，于是永远不再拿起手术刀。
他一直轻轻地说着话，有时俏皮地扬一下眉毛，他爱吃糖葫芦，他的胃几乎没了，他的衣服很优雅，他快90了。
我在10年前从未名湖畔第一次走过的时候，我曾经有过无名的怅惘：那似乎是我父亲的一代，永远的在寂寞的水波中，无声地去了。他们扩出一个弯曲的水纹，不经意的，就被风轻轻地吹散了。
我此后不再去看那个未名湖，不去清华看那个拄着杖的人，对于中国那些知识份子的古典与忧伤，我希望永远的忘记。
只是，当某个老人，说起糖葫芦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