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新房卖了旧房，两居室换成了楼上楼下的跃层，兴高采烈地装修装饰，引得好几个家居杂志要来拍照刊登，得意许久。只是买了好多植物，摆在专门建造的阳光房里，无论如何浇水关照，却总是养不好。老人们说：这么高的楼，没有地气呢。就有点怀念原来小院里不用料理就一个劲儿疯长的花草树木来。但这怀念也是淡淡的，楼里的生活方便卫生，更适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吧。
昨夜读书，忽有两个词撞进眼里：四合院、阳光。心在瞬间被砰然击中，我的童年，那些满铺阳光的记忆，就在这样寒冷的深夜呼啸翻滚而来。曾经简陋平淡的时光因久远而甜蜜丰满，才忽然意识到，我记忆里的那个充满阳光的四合园，竟是再也回不去的了。
我是那种胡同里土生土长的小丫头，小时候同爷爷奶奶住在北京西城一条安静的小街上。那是爷爷奶奶解放前结婚时就租下的房。在他们古旧的结婚照上，这个大院还是空阔地四方着的，种植着许多漂亮的花卉，每个人脸上都有微笑和阳光。不象后来多了由“地震棚”改造的小房子，把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分隔得曲曲折折。
父母大学毕业后支边去了外地，把我生下来就留在奶奶家。有记忆的时候，奶奶刚从中学里退休，热心张罗街道事务，喜欢给熟人介绍对象，虽然不是最年长的，却是大院里公认的权威人物。谁家吵了架有了争端都来找奶奶调解，谁家出了什么大事也爱来找奶奶主持张罗，甚至大院里的核桃、枣子熟了，也让壮年男人打下来，由奶奶负责分。那时很馋枣子的我常常对奶奶总把最小的一份留给自家感到不满。
那时爷爷从农业研究所离了休，又被反聘回去，每天仍骑着自行车去海淀上班。常常为了奶奶的热心公益不顾身体瞎忙活和奶奶生气。奶奶总是不计较地笑笑，爷爷一不留神，又跑跑颠颠地拿着马扎去街道值勤去了。心灵手巧又极端宠爱我的爷爷用边角碎料锯锯粘粘，就给我做成了漂亮的小书架，或是精巧的带推拉盖的小盒子，每一个榫头都精确而服帖。
那时仍很美丽的姑姑是丰台一所小学年轻而敬业的校长。黄昏时，我常常和奶奶搬着小板凳，到马路对面的车站等着接她，以至于公车开来时的汽油味儿一度成为我喜欢气味。再大一点，姑姑才调回西城的学校，常带我上班，在工作间隙教我写字和算术。也就是那几年，因为她的调动工作，我得以阅读了几个小学图书馆几乎全部的儿童读物，也为我中学时代就绽露头角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从军队抽调到电台做编辑的姑父是我小时候眼中最有文学气质的人，他写得一手好字，常常有稿费的汇款单，甚至我们全家人去长城玩也被他做成了节目，让我四、五时候就在广播剧里做了回声音的演员（虽然台词不到三句）。我想我会爱上文学，后来从事与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也有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为家中教育工作者甚多，管教颇严，所以直到初中毕业，我仍是一个除了少年宫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的不开眼的老实孩子，除了学习，就是出板报，完成学校广播站的工作，参加奥校的培训（当时还是第一次抽各校学习尖子办这样的班）。而这个大杂院里的生活，就是我业余生活的全部。
在我们的大杂院里住了六、七户人家。因为院落四合，说起谁谁家来总是以“西屋”“东屋”为代称。
我家座西朝东，离的最近的北屋住了一对老人，据说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平日总爱读书看报。老太太不识字，小脚，瘦小干枯的样子，成天走东家串西家地聊天。现在描述起来觉得她的举止多少有些“三八”，但当时似乎大家都心地纯良，邻里间感情好得不得了，也没觉得她曾搬弄过什么是非，爱跑来跑去只是打发寂寞而已吧。
他家还有一个傻小子，是孙子还是外孙记不清了，天生智障，却生得极其白净，于是并不讨厌，甚至是有点可爱的。看他成天有些眼歪嘴斜地四下溜达，脚步时有踉跄，念叨着自己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歌谣。比如“臭鸡蛋，五毛五”，比如“傻小子，坐门墩儿，睡不着，想媳妇儿”。因为我从小白胖可爱又喜欢玩水，老先生给我起了小名叫“小YAYA（音）”，四、五岁时，这个大我十岁却傻乎乎的大个子就成天叫着“小YAYA”来找我玩丢沙包之类简单的游戏。大概是怕我跟着变傻，当时奶奶是很不赞成我同他玩的。我于是觉得大人很没有同情心，不同我这样的小孩子玩，还有谁肯和他玩呢。大约我上了小学后不久，傻小子就搬回了父母家。十多年后过年时碰到他随父母来看望长辈，被家里人打扮得整整齐齐，已经长了胡子，却仍是那样白净而痴呆的样子。见到我仍有很亲切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我曾是他旧时玩伴的缘故。
因为住得近，两家人常常交换自己烧得得意的饭食。老太太炒菜从不放多少油，但就是随便炒一个圆白菜都是很香的，以至于现在我父母炒菜时也奉为典范，而幼时的我也落下个“只有别人家的饭最好吃”的“贱名”。
紧挨着他家是一对夫妇和儿子，儿子与我年龄相仿，被老秀才起了“小老虎”的小名，果然是员不安分的“虎将”。大部分时候，他是不屑于和我这样的小丫头片子混的。他们一群男孩子把街道上的沙土堆做据点，玩占领山头的野蛮游戏，最文明的也是和些被大人强烈批判的“尿泥”玩。成天浑身是土脏猴一样，因为父母都是工人，教育粗暴，所以挨打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只有偶尔找不到玩伴的时候，他才肯和我们女孩子一起粘粘树上的知了，打打后院的枣子。
我家对门的东屋是一个多少有些怪异的大家庭，一对中年夫妇也是工人，后来好象还下了岗，经济很差的样子。小学时学校组织看儿童电影《泉水叮咚》（清楚地记得片名是因为我总觉得是这个电影惹的祸），回来时发现门口停了几辆消防车，我被一个穿着水靴的消防员趟着水抱到里院家里，才知道外院的他们家已经被一场火烧得一干二净。邻居们你一条被子我几件衣服地帮他们独过了难关，姑父为此写了篇《水火无情人有情》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在大院里传看了好几天。
他家有四个女儿，最小的也比我大好几岁，我叫她们“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好象我很小的时候，大姐就出嫁了，然后几个姐姐陆续嫁掉。说嫁掉并不是不回来了，一直到去年我永久地离开那座四合院前，还常常见到几个姐姐，只是已经生疏到只是点头微笑了。大姐长相大方，个子较高，很有老大的样子。二姐老实木讷，长得算不怎么好的，还微有驼背，从小是家里人教育我要挺胸抬头的反面教材。三姐长得不错，性格比较活泼，记忆里好象从她做学徒工，就开始带男朋友回来，似乎还换过一些才出嫁的。在那还相对封闭的时代显得有些出挑。四姐因为和我年龄相对接近，是关系和我最好的一个。她和家里的状况不怎么协调，长相沉静甜美，不张扬，爱读书。我上初中时她已经中专毕业，分配到附近的一所小学。记得那个夏天，我们常常站在大门口的槐树下聊天，说话的内容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她常一边说话一边把过于柔软的手指向后撅，几乎能碰到胳膊。现在想来，她当时欲言又止的神情，可能是刚刚遭遇恋爱的心情，无人倾诉，只好和我这个半大孩子拐着弯说说，偏偏晚熟的我，竟是一点都不懂的。后来看小说，一直觉得简爱应该就是四姐这样子，衣着朴素，面目清秀，沉默寡言。
外院大门口住着是个孤僻的老爷子，每天晚上大约十点的时候负责把院门插起来。偶尔要晚回家都要事先和他打招呼，以免夜里敲门的尴尬。他的房子里总有股怪怪的味道，很阴很黑，家具很油很旧。他的孙女曾一度住在他家，和我年龄相仿，偶尔一起玩玩。但因为住得远，好象一直没有太亲密。
那时候院子里只在外院有一个落地的水龙头，童年时喜欢玩水的我常提着天蓝色的玩具小桶欠着脚尖去拧龙头，阳光下水花飞溅，哗哗倾泻着小心眼里全部的欢喜。屋门口的核桃树好象《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被“小老虎”家包在了“地震棚”里，却仍高大茂密，偶尔掉下个“杨剌子”，蛰一次终生难忘。南面高台上两棵枣树结的枣又脆又甜，没有哪个小孩子介意它是不是落在厕所附近的地上，甚至来不及洗就塞进嘴里。
里院通向大门口的过道在夜里又黑又窄，每次通过都觉得两侧的墙连同无数鬼怪压迫而来，几乎不可穿越。而夜里，风吹动满院的树叶子，发出的声响总是令我惊惧，在睡不着的夜里幻想是歹人或恶鬼。奶奶做的饭菜总是香飘十里，我至今仍坚持说那时每天中午放学下了公车过马路时就能闻出今天吃什么。
除了那些"好吃的"树,各家各户的门前阶下，还住着不少植物。大部分都是最常见的小草花，好一点的有美人蕉、仙人掌、朱顶红、夹竹桃，谁家养个君子兰，已经算名贵了。隔三差五想起来浇浇水，打了鸡蛋就顺便把半个蛋壳扣在土上，算给它增加点营养，就这样也一片欣欣向荣。
院子里还有棵香椿树，好象是小老虎的爸爸种的，每年总可以应时采摘鲜嫩的叶子来吃，无论凉拌还是炒蛋，都有现在买来的香椿没有的鲜香。
现在仍念念不忘的还有我家花坛上的玉春棒，百合花形，很大支，又香得很，不是妖艳的浓香，而是清香。清而不浮，香得深刻，香得悠远。玉春棒在夜里开花，白天的时候只打苞，到了夜晚，天开始转暗转凉，它就悄悄地开了。我家的习惯是用玻璃杯泡上水，剪下花枝来放在卧室里，整个晚上连梦也是香而清凉的。整个夏天，每天都会有几朵花开，自己家够插了，就剪下来送给左临右舍，收的送的都有淡淡的欢喜。
初中毕业时转学到了父母所在的北方城市，第二年奶奶就去世了。几年后回到北京，再回到大杂院去探望爷爷，感受已然迁变颇多。外院的老爷子开了公用电话，因为儿女不常来雇了保姆，成天邀着周围的邻居打麻将。他不起眼的孙女上了硕博连读的医学院。东屋后来又着了一次火，之后全家信起了佛教，对人说话总是谦卑而小心，院子里也因为他家不间断的香火充满大庙的古怪气味。“小老虎”家搬走好多年了，据说当时就爱玩爱闹的“小老虎”做了警察。落实私房政策，大院原来的房东家的几个亲戚搬进来，占据了作为正房的一排北屋。进进出出的人，倒有一半是不熟悉的了。
前年曾和朋友去那个院子里拍照。我坐在北屋门口的阳光里，尽量笑得心无城府，身后的门里已不是我熟悉的人家。站在依旧狭窄的过道旁，班驳诡异的墙面刻满着我年少时莫名的恐慌。照到一半时，邻居的叔叔推车去上班，说：快照吧，不知道哪天就要拆掉了。
去年，已经九十多岁的爷爷在夏天的夜晚安静地去世了。去世前最后一次回去看爷爷，久卧病塌的老人已经不能明确辨认来客，嘴里只是念念不忘十几年前种在院子里的金银藤，今年是否仍花满枝桠。之后几天，因为要拓宽道路修过街桥，把外院先拆除了。又过了一个月，进一步落实私房政策，强迫租屋户无条件退租，最后留守的姑姑家也彻底搬离了那里，住进了政府成批营造的搬迁楼。
据说很多外地人作为新租户住进了四合院，院子里堆满了他们做小买卖的家什。
那时的感慨大多是关于爷爷去世的,却直到在今夜忽然看到这样的字句时，迟钝的我才忽然意识到，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四合院了。
现在的房子大而舒适，就算来了亲戚朋友，再也不用为住房困难而尴尬烦恼了。房子里设置了最先进的地采暖系统和遍布房间的空调，再也不用在冬天里冷飕飕地跑到夹道里去给土暖气的的炉灶添煤，也不会夏天为了凉快点睡在院子里被蚊虫滋扰。新房里几乎一人一个卫生间，无论洗盆浴淋浴都无比方便，在也不用在自己搭的小砖棚里用屋顶汽油桶里晒的水勉强冲澡。是的，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可是我知道，我也再也没有机会，那般安然地坐在自家屋前的阳光里，看爷爷拆修自行车，帮奶奶剥小盆里的毛豆了。而那个四合院，曾经有我全部的童年阳光的四合院，从此也成了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也就只有搬家前从院子里移来的那株金银藤，还在我没有地气的平台上不屈不挠地活着，为我的惦记，偶尔开两朵萧条的花。
2005．12．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