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家还住在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我们基本上有两家亲戚来往，一个是我的叔叔，另一个是我高大妈。因为高大爷在锦州师范学院和爸爸在一个单位，两家关系密切，又都到了北京，所以高大妈认我为她的干儿子，我也就认她为干妈了。
1951年夏季的一个周日，我们全家到高大爷家去玩，高大妈见到我特别高兴，老远就跑出来把我抱在怀里，亲了几口就说：“小超子，想死干妈了！”
干妈家住在新北京，大概是现在的五棵松一带。那时的北京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人员稀少。我记得新北京到处是绿树成阴、杂草丛生，只有干妈家南面有一块空场。据说最早是无主的坟地，后来变成了军阀的操练场地。军阀撤离，又常有卖艺的人在这里表演，养家糊口。
果然，午饭过后远处就传来阵阵的锣声，小孩子纷纷跑出家门。干妈塞给她女儿高大敏、高大英几千块钱（就是几角钱）让她们带我看热闹，免不了又嘱咐一番，然后就回屋里和大人聊天去了。
小时候我们最大的娱乐就是看街头表演，因为小孩可以不用给钱。当我们赶到现场时，人群已经围好一圈。这时只见一位三、四十岁的汉子转圈朝大家作揖，口中喊道：
“大哥大嫂们，老少爷们们！兄弟我今天是告别演出！话说解放了，我们也要收编了，今个儿我要给诸位来个绝活！”
说着他停顿了一下，又朝四周作揖，继续喊道：
“弟兄我可不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那么有钱的先出钱，没钱的也捧个人场，谢谢诸位啦！”
话音刚落，还真有不少人扔钱的，不过大多都是一千、两千；还有五百、二百的（五分、二分的）。那汉子也不客气，弯腰拾起就装进了一个随身带的布口袋，然后就走到一个骑三轮车卖桃的小贩前。
“大兄弟，我借您这一筐桃，用完后一个不少还给您行吗？”
“不行！”
那小贩的车上只有三筐桃，他回答得干净利落。只见他身穿白布对襟衬衫，肩膀上披条白毛巾，下身穿条黑裤子，腿脚上还夹着竹夹子，脚蹬一双园口黑布鞋。
“帮帮忙吧，大哥！我给您作揖了！”那汉子说完就朝小贩鞠躬，作揖，谁知那小贩毫不领情，斩丁截铁地回答：“不行！”
那汉子愣住了。可小贩还是那个姿势：骑在车上，两臂压在车把上，其中右手还托住腮帮子，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那好！”汉子突然喊道：“孩子们！借光了！”
我们坐在前边的小孩纷纷起来让路，只见他从箱子了掏出一把铁锹，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在地上挖出一个小坑，然后埋进一根鸡蛋粗细的树棍。接着汉子把上衣扣子解开，露出红脯脯的胸膛。然后两手攥着衣襟张开双臂，像唱京剧那样围着树棍走了三圈，口中喊道：
“长！长！长！”
刹那间木棍长高了许多，又接出许多树叉，我们看得眼花缭乱！
接着又见那汉子与同样的姿势往回倒三圈，口中还是高喊：
“给我长！长！长！”
只见那汉子喊得脸上的青筋突起，汗珠滚下！
我的天啊！只一眨眼的功夫满树都长出黄里透红的大桃！
“孩子们！”那汉子大吼一声，“快来吃吧，我请客！”
没等我反应上来，小孩们蜂拥而上，一抢而光！
“这树没用啦，我把它锯了！”那汉子喘了口气，接着就掏出一把据，拦腰据了起来，发出刺耳的尖声……
没过一会儿，只听“扑通”一声巨响，那卖桃的小贩突然从车上摔了下来，原来三轮车车把的右半边已被锯断！
人群一下子乱了，有人把摔得鼻青脸肿的小贩扶了起来，只见他紧揉双眼，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再一看，车上的一筐桃子早已不知去向。这时人们才想起问问卖艺人个究竟，可惜那汉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