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各种维权，在上世纪经济先行的台湾早有表现，其是非成败可做你我的现成案例思考。现介绍一下被誉为环保里程碑的起始于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事件。它标志着台湾环保运动开始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也使地方环保抗争首次成为全台湾的话题。在“反杜邦”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到半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下的“环保局”即升格为“环保署”，而实行了近40年的“戒严令”也被解除。
1985年底，台湾《联合报》报道称，美国向以化工产品称雄的杜邦公司拟在台湾彰滨工业区设立二氧化钛厂，“经济部”已经批准。彰滨工业区位于彰化县境内，占地3820余公顷，其中约1／3面积在鹿港镇内。被批准的二氧化钛厂就设在鹿港，总投资额为1亿6千万美金（约合64亿新台币）。彰滨工业区的开发始于1979年，台湾当局的本意是想利用此地良好的沿海资源，建立一个可以快速吞吐的新兴工业园区。可是在贷款投资30多亿台币之后，却遭遇到国际形势的不景气（美国进入经济衰退期），台湾的来料加工业务大量减少。开发工作陷入停顿。此时巨额的贷款利息连滚，压力越来越大，于是经济部门设想集中全台湾68家农药生产厂落户，将此地建立成一个台湾的农药生产基地。可却遭当地居民的强力反弹，同时也惊动了民意代表和台湾中央的领导人，于是最终此项规划只得作罢。
台湾在70年代开始经济腾飞，8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富足的台湾人，同时拥有了一定的知识文化，已经开始重视高速发展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恶化的后果。此次杜邦公司带来的乃是台湾有是以来最大的一项投资订单，台湾当局有鉴于前车之鉴，这次就和杜邦公司在私下里，秘密签订了协议。而杜邦公司对于台湾民情也不够了解，过于相信了当局的权利，因此也没与民间做相应的沟通。
但消息最终还是传出来了，一时间群情激奋，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这时有些试图进入当地政界的人物，敏锐地把握住了民众的心理，煽动造势。比如正在竞选”台湾彰化县“议员”的李栋梁。原本是一个生意人，没有多少文化，他初中还未读完就辍学了。反对杜邦设厂最初是李栋梁选举的一个花招。他咨询了台湾大学化学系的一些老师，然后才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为此召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并表示将和反对设厂的居民前往“总统府”长跪抗议。1986年1月底，李栋梁高票当选彰化县“议员”。
在那之后，几乎每半个月，李栋梁就会策划一次宣传活动。并宣称，“美帝国主义要把污染外销到台湾，‘台湾经济部’是帝国主义的买办。”他们发放传单，还以台中三晃农药厂与日本水俣的公害为例，到各村举办“幻灯片秀”。
台湾当局此时的对策是大肆宣传杜邦公司的建厂是无公害的。但环保者说杜邦公司拿出这么多钱来，肯定是为了遗志有害工业到台湾，以避免在美国当地的高额处罚所做的利己行为。并且有媒体公然与当局唱反调说：“目前请政府不要再说什么，他们一再的说谎，我们此地已经有很多的地方原本山清水秀，如今污水横流怪病不断。我们每天都被迫生活在恶臭中透不过起来，他们却仍然在上面高喊着无害无害……请他们首先解决他们说“无害”的那些地方的污染，再来和我们说话！”
此时发生了游行群众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的暴力事件。单纯环保运动有向政治方向转变的趋势。台湾当局于是组成了一个由专家、记者、政府官员和当地的环保人士的赴美调查团。去美国杜邦公司的工厂进行调查。调查结束，证据表明，杜邦公司的无害说法有效。但民众们并不买账，而且还指责参团的环保人士是“汉奸”，为了利益出卖了民众。
事情成了不了局，此时当局虽有意镇压，但面临年底的换届选举，又不敢过分造此。最后此事只好不了了之。杜邦公司的投资计划最终作废。
民众在这一轮的抗争中终于取得了胜利。但是后果却很出乎意料：烂尾的工业区，很多人想象会回归山清水秀的乡土模样。但最终已经成了各地非法倾倒垃圾的垃圾场。很多人在此私搭乱建，挖矿采石，甚至有黑社会介入炒作地皮，每亩地飙升至30~40万新台币——民众以自己的鲜血，换回来的不过是被政府的遗忘。经次一役，政府再也不愿介入此地纠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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