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在形式上有惊人的相似。
公元3-5世纪，居住在北欧森林里的日耳曼人南下罗马帝国的疆界，到5世纪，日耳曼人几乎踏遍了整个西欧，从拜占廷（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到西班牙，甚至打到了今天的北非。带来的结果是，整个西欧沉没在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城市遭到了毁灭，广大的田野更能吸引日耳曼蛮族自由的天性。
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随着欧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作为宗主国的西欧国家，成了原殖民地人民的希望之乡。以法国为例，80年代的西方记者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看到的情景极其像现在中国中东部的乡村，在田地里干活的都是老年人，而青年人与中国的农村的青年不同，他们或者在学校里积极地学法语，或者已经去了法国。这种来自黑非洲和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人，从南向北，潮水般地涌向西欧。西欧人自嘲地所谓为“新蛮族入侵”。
形式上相似，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准确地说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入侵”的方向不同，这里就不多赘言，只引用这个正宗日耳曼蛮族后裔黑格尔的一句看似经典的话：“文明只产生在北温带”，其实孟德斯鸠也说过类似的话，热带人性格懦弱懒惰，适合于专制制度。
最早完整描述日耳曼蛮族的书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的恺撒时代，当时横扫地中海四周和高卢雄鸡（法国）的罗马军队，前后30多次去征服日耳曼蛮族，迫使他们信仰罗马人宗教并向罗马称臣，但都不能让这些还处于部落时代的蛮族屈服。这使当时跟随罗马军队的塔西陀震惊，于是他写就了第一部描写这些被罗马人称之为蛮族的记录，即著名的《日耳曼尼亚志》。书中写到他们的部落复仇、部落领袖、亲兵，但最使我震惊的是，塔西陀写道，日耳曼人认为，如果能通过流血的方法得到，却通过流汗来得到，那是最可耻的事情。
这些充满血性的蛮族，在公元3世纪开始入侵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到5世纪，罗马最后一位皇帝退位，日耳曼蛮族占领了整个西欧。
他们毁灭了一个不能完善、缺乏活力、衰败的文明，带来了一种新鲜的、充满活力的、野蛮的力量。他们破坏了对他们一钱不值的城市，土地是他们最看重的，当然还有流血、战争、自由，后来又增加了义务和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日耳曼人的一支盎格鲁-萨克逊部族渡海来到了英格兰，他们后来建立了日不落的UK。
较之与日耳曼蛮族对于罗马的入侵与对罗马文明的鄙视与毁灭，今天的“新蛮族”（主要成分是前殖民地的黑人和北非中东的阿拉伯人）来到西欧，是寻找一种幸福生活，而不是来毁灭西欧文明来的，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所具有的宽容精神，接纳了他们。欧洲对于他们来说，就像17世纪“清教徒”对于美洲而言的新大陆。但问题
是他们来到这里的路上没有“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Compact），那些追求世俗的、民主的自由人，这些前往美洲的清教徒有着传统的秉承：“FREE BORN ENGLISHMAN”（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但问题还不大，问题是是阿拉伯人（包括很多黑人移民）是伊斯兰教教徒，他们视这个宗教信仰比他们生命更重要，可怕的还不仅仅是宗教，而是宗教本身的内容以及性质。
欧洲人的宗教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个世俗化在人类历史上可不能等闲视之，没有宗教世俗化，也就没有现代社会，也就没有西方文明，更谈不上今天欧洲列国——不过这是个过于庞大的问题，这里按下不表。因为世俗化，所以才有了政教分离，才有了现代民主制度。
而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中最高的理想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这与政教分离的西方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综观伊斯兰国家，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理想最坚定支持者）的阴影始终难于摆脱，伊朗从现代和腐败共存的巴列维王朝回到了政教合一的中世纪，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却带来了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阵线选举的胜利，最后由西方支持的军人政府将这个民主政府赶下台。某种程度上说，西亚北非的政府如果没有军队的威压，是很难维持世俗化政府的。
这样一种生活于西方，难以世俗化的人群，成为了一种西方文化的异己力量，他们聚集在自己的生活区里，不是因为传媒上所说的是西方政府的“隔离”政策，而是宗教和族群的自然选择。虽然他们已经是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因为宗教的缘故，对于他们来说，炸死自己国家的“异教徒”，是自己成为了崇高的殉道者。
而这种殉道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那些在英国作为人体炸弹的人已经死去，他们的心态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在美军进攻费罗杰时，我们看到路透社对于那些抵抗者的采访，这些来自沙特、埃及等国的抵抗者，是教师、大学生，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屋内安宁地交谈，他们的主题是死后的美好生活，对于阿訇们告诉他们死后将有无数美丽的处女会赏赐给自己享用深信不疑。在被问到阿訇们没有死过，他们怎么会知道有这样安排，他们对于这种疑问简直就是嗤之以鼻。记者最后写道，他们并不打算抵抗什么，他们几乎是幸福地渴望着死亡能早一点降临。
话题转回来，西方政治的民选基础，决定了他们不能不伪善地表现出，在福利和平等观点上，向这些弱势群体倾斜的承诺，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在这一点上，我更喜欢右派的直言不讳。
法国最后决定要驱逐120名参与骚乱的外国人，这使我想起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西班牙驱逐摩尔人（阿拉伯人）的运动。虽然教科书上总是讲阿拉伯人统治时，科尔多瓦成为西方最繁华的城市或欧洲最大的城市，是工业、科学、文化中心。但我不能想象如果摩尔人没有被从西欧赶走，欧洲的文化地图将会怎样的改变。
历史有自己发展的轨迹，但作为识字的人，有时会发些感慨。正像张可久在《卖花声 怀古》中咏叹的那样：
美人自刎乌江岸，
战火曾烧赤壁山，
将军空老玉门关。
伤心秦汉，
生民涂炭，
读书人一声长叹。
我也是空发议论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