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胜利之际，在重庆召开的庆祝会上有人出了这样一个灯谜：谜面叫作“抗战胜利”，谜底是打中国史书上的一个著名人物。结果出现了四种答案：一曰屈原（屈服于原子弹）；二曰苏武（苏联出兵东北）；三曰蒋干；四曰共工。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在大陆，直到上世纪到70年代末止，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段加以描述的，仅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对国民党的评价，强调的也是“消极”、“妥协”、“分裂”、“反共”等等。这样的描述，让人感觉似乎国民党在战争中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
在国民党治下的台湾，一般的史书并无对敌后战场的描述，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抗日还有一个敌后战场。即使提到共产党的抗日，也以所谓“三分应付”、“七分发展”来做评语。
由于两岸的相互贬低（时至今日，hlg社区网上也是意见针锋相对），人们不禁怀疑：抗战胜利既非“蒋干”，也非“共工”，那么就只有“屈原”和“苏武”了。正是由于这样的怀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并没有真正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因此在历年的庆典中，欧洲总是受人瞩目，而中国却被看轻。
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
根据相关论文，加上本人的一点理解，现归纳总结若干文字贡献于大家参考。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时期，国共两党的局限
九一八事变之初，国民党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共产党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和“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政府”、“抗日反蒋”的口号。显而易见，两党政策主旨仍然放在了内战方面。
坦白地说，从策略上说，“攘外必先安内”没错。内部不团结，如何能一致对外，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弱国。蒋的问题在于如何“安内”。一味武力剿共，结果只能是欲安不能。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在它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凝聚力，这似乎是一种民族自我保护功能的自然反应。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几年倭国连续不断地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已经使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无论是国民党的“安内攘外”，还是共产党的“武装保卫苏联”，在当时情况之下，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号召力。
二、国共两党调整政策
国民党在国联调处失败后，渐渐开始了抗日的准备，如修筑国防工事，进行军队整编，调整金融，着手国防资源调查等，并且在1936年度的国防计划中，突出了“攘外”的内容。而共产党方面，除东北抗联已经开始了抗日战斗外，江西红军也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也进行了以抗日为旗帜的东征。尽管当时的北上和东征，首先是为着寻求红军的生路，但仍具有抗日宣传的政治意义。
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将蒋与日同等看待是不妥的，蒋是有抗日的存心和可能的，于是，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
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说，“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同时说，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抱决然牺牲之态度（遗憾一时没查到原文，大意如此）。
张学良对蒋苦谏哭谏直至兵谏（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对蒋触动很大。
过去一般人一直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要归功于共产党，坦白地说，共产党此事有功功劳很大，但，和平解决的关键不是共产党，而是事件的当事双方：张杨（尤其是张）和蒋。西安事变后，蒋对张杨背信弃义，张杨个人悲剧产生，但，停战抗日，蒋是坚持下来了。
三、谁是抗日的主力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当时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而红军改编时仅有4万余人，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也正是由于这种实力的差别，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战争的初期，两党军队正是按照这样的分工很好地进行了作战配合。从这点来看，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的主力。
但是，敌强我弱决定了倭国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大片国土；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在日军推进之后，形成了广大空间，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而按照两党约定的战略分工，共产党的军队成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和在这里消灭牵制敌人的主力。
两个战场由此形成。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到底哪一个战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呢？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
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
国民党正面战场，在8年期间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
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
从上述数字来看，正面战场的牺牲和战果明显地高于敌后战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统计，即按兵力多少来算，敌后战场平均每个兵员歼敌数字和平均伤亡率又高于正面战场。
仅以上述统计为依据，就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是哪种答案，源于这样的依据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战争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仅从军事方面来看，两个战场也是缺一不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因此，上述统计数字，虽是寻求答案的客观依据，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两个战场缺一不可，那么“抗战胜利”，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蒋干”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共工”的结果。
四、国共摩擦
首先，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来就没有隐瞒过要发展自己的意图，而国民党从来也没有隐瞒过对共产党的限制，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屡有冲突，甚至兵戎相向。但是，两党的矛盾最终没有妨碍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抗日合作。
其次，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寻到了命运的转机，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中共不过只有几万人的军队，而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却发展到了百万人以上，并且占据了大片地盘，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几年，共产党就取代国民党而执掌国家。而国民党总结的历史教训，则是最使蒋介石等人感到切肤之痛的“共产党坐大”论。
所谓“坐大”，“大”是大了，却不是“坐”的结果，而是抗日的结果。另外，共产党在敌后的“大”，对战争的全局不仅无害，而且十分有利。这种“大”起到了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的战略作用，因此应该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