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8年12月28日凌晨1点20分左右，我被一个人从梦境中摇醒。当时我睡眼惺忪，睁开了双眼一看，一个头顶翻毛皮帽子，带着一副黑边眼镜，方脸、直鼻梁的小伙子正低头朝我微笑。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不是我的好同学……？我又揉了揉眼睛仔细查看，果然是他，这不是做梦！旁边还站着一位楼下传达室的老头，披着棉大衣正朝我们露出慈祥地微笑。
他，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同龄人，—黎洋。他虽然不和我同班，但可能是由于文革的派性、爱好及兴趣，使我们在离开学校之前的日子里，关系越来越密切。1966年我们高中毕业，风华正茂、喜爱交友，黎洋带我又认识了许多外班的新的朋友。有672班的吉他大王“牛利斯”（真名已忘记）、有661班的举重健将“白人”（真名叫李乾元，因长得白故得此外号。此人已于2002年病故）、有胡吹毛了的，著名演员“红线女”之子马鼎胜（此人现在是香港电视台著名军事评论家）等等，真叫我长了不少的见识。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算是“白人”，每次黎洋带我去他的宿舍，他都在赤身裸体地炼举重。为什么锻炼要一丝不挂呢？也许这是青春期的男子一种宣泄吧！
黎洋最大的特点是学习好又多才多艺。他爱好文学、喜欢诗歌，又能自己编曲，我特别喜欢他自编自唱的歌曲“野火”，那浑厚的男低音总是在我耳边响起。但他从不招惹女生，这一性格正好和尹宝林相反，但却常常引来女同学的目光和注意。他身体强壮，又讲义气，据说他还会给人“号脉”。有一次一位女生让他号脉，他竟然用钢笔触摸女同学的脉搏。1966年文革开始，我和黎洋一起进行了“史无前例”大串联，北上哈尔滨，南到广州。因为有几位女生非要和我们同行，黎洋又嫌她们罗嗦，到了广州后就拉着我趁机逃走。但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陌生人的电话，说招待室里有人找。当我和黎洋一进房间才发现，找我们的人正是昨天被我们甩掉的663班的女同学—杨中美！原来她很聪明，和我们失散后就到广州火车站查当天“红卫兵串联登记表”，一下子找到了我们的名字，来到了越华路63号。此时的杨中美早已怒发冲冠，用手指着黎洋破口大骂：“亏你们还算个男子汉！我们在外有难即使找个陌生人帮助，人家也不会拒绝。何况和你们还是千里之外的同学，同乡！……”杨中美显然把黎洋当成了“主犯”，说罢就嚎啕大哭，此时的黎洋像霜打的庄稼，耷拉着脑袋蔫了。（杨中美：1976年在唐山大地震中全家身亡。）
分别的日子终于来临：我去了青海省，要先到辽宁省本溪市实习；扬中美去了河北唐山；黎洋去了北大荒，即内蒙古自治区锡林各勒盟插队。分别当然是难舍难分，黎洋提笔在我的笔记本中写了几个字：
（一）“别”使我们心儿接近；“死”使我们更加亲密。
（二）惆怅如同蜘蛛网总想粘着点什么
1968年7月3日于北京
……
“仅仅分别了5个月后又见面了吗？”我喜出望外，急忙穿上外衣招待远方的朋友。
原来黎洋自我走后不久就去了北大荒，这次是想回北京过元旦和春节的，顺路绕道本溪来看我。当时我的条件算比较好的，无论怎么说，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而黎洋要靠自己的劳动去挣“工分”，当然日子过得比较拮据。那天我俩几乎一夜没睡，聊他的北大荒的生活；聊同学们的各自下落；聊起当年他被杨中美痛骂之后的感受……
“怪不得从广州回到北京的路上，你对杨中美无微无至地照顾！”我忍不住插话。
“是啊！”黎洋憨厚地笑了，“后来我觉得照顾女孩子，也是咱们男子汉的职责！”……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请了一天的假，陪着黎洋在本溪市好好转转。下午我们又在本溪照相馆留影（没想到却是永别像），晚上我在本溪市最好的酒店“太和楼”请他用餐，第二天我看出他有些“为难”的样子，没等他开口我就拿出当月仅有的20元钱给他。黎洋开始不要，我说“就算是借给你的”，他才爽快地接受了，当即就买了回京的车票（当时我每月工资42元），我顺便给妈妈买了一条当时东北最好的“蓝翎”牌香烟，叫他回京后给家里带去。
黎洋回京后不久，我就接到小弟的来信。小弟在信中说，“你托‘老胖子’带来的香烟妈妈收到了，她非常的高兴！至于‘老胖子’是我们全家人对黎洋的爱称，因为他长得魁梧、英俊而又憨厚，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他。
黎洋从本溪走后还经常来信，信中还常常夹杂着照片，照片后面还有他的亲笔字，我都专门放在一起保存，例如：“这是一个正在给我点烟斗的北大荒男孩。”、“这是我和我的忠实的伴侣‘凯利’（狗名）在茫茫的草原上”、“这是我们锡林各勒盟的黎明…..”、接着就是我和他在本溪的合影，最后就是我们分别时的合影，后面有他的亲笔字“永恒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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