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春，比我小一岁，是我儿时的伙伴。十年前我刚调回北京，恰好调到他所在的单位。在一次周会上校长向大家介绍，我是该校新来的英语老师，他一下子把我认出来。当时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他说出自己的小名，我才恍然大悟。
他小名叫“八头”，长得头大、园脸、大眼睛，还有几分酣态，就是爱在胡同里跟在大孩子身后跑。因为他年幼个子小，跑起路来跌跌撞撞，我们都嫌他碍手碍脚。有一次丰盛胡同演电影，他非要跟着我们去，怎么骗他都不灵。眼看着电影要开演了，我姐姐没招了，干脆找来布条子，把他绑了起来，捆在院门口的石凳上，然后我们撒腿就跑，只听八头在身后哭喊道：“救命啊！救命啊！…”
四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我是1957年上小学3年级时离开八头的，那时我家从西城搬到了现在的语言大学。可我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却是1995年3月，足足相隔了38年，他居然毫不费力地把我认出来，难道天下有就这么小？
他小时很聪明，刚上小学就会装矿石收音机。64年考上清华附中，66年回老家安徽插队，77年考上大学，现在学校教计算机。接触多了，我才渐渐从他的面孔中，寻找到他儿时的影子。除了“爱说话”的性格没变，其他几乎都是我对他新的发现。小时候我和他就知道在一块傻玩，对他的身世了解甚少。直到现在，我才了解他的人生。
李向春，排行老八。他爸爸67岁才有的他。他大哥于1935年30岁时在武汉病逝，那年他大哥尚未娶妻生子。他老爸虽然已54岁，但总想再要一个儿子。李老先生的老伴也是那年病逝，直到1947年老先生才从老家安徽找来一位年轻的妇女，经过谈判，答应给老先生生个儿子就可回老家另嫁他人。这样，1948年4月23日，八头来到人间，抛下父子俩，其母只身回老家。
老先生属于旧社会失业的知识分子，政府每月仅给10元钱的补助金。生活来源主要靠他姐姐。他姐姐从英国留学回来在北大任职，在北京西城区北骆驼弯买了一套四合院，供其父子两生活。为了不让别人误会，八头很少跟他老爸、姐姐一起出来，姐姐只给钱，几乎不回来。
“1966年8月26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有一次我去他家，八头含着眼泪对我说。
我明白，他是说他老父亲。文革期间我老爸在社会上有些地位，所以“安然无恙”，我也借了光而没有上山下乡，可是八头就没有那么幸运。
“那天上午9、10点中，北京西城区的几个中学红卫兵来我家抄家，家里没人，就把门砸开，所有的文物不分青红皂白，就扔到院里毁之一炬…”八头边哭边说，“当时我在清华附中住校，根本不知道。当我老爸买菜回来，不由分说，就被红卫兵五花大绑，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把老头痛打一顿，就扬长而去。”
“后来呢？”我问。
“后来老头挣脱了绳索，喝了DDT”，此时八头已经泪如泉涌。
“刚好老爸早上喝了许多豆浆，有解毒作用。他就挣扎着跑到院里演讲，说他一生清白，问心无愧！说他曾为抗日、为抗美援朝捐过款！他还用正楷抄写过‘雷锋日记’…”
“结果适得其反…”八头擦了擦眼泪接着说，“有人通风报信，红卫兵又杀回来，把老头带到丰盛派出所，捆绑后一通暴打，三、两分钟老头就气绝身亡！”此时的八头失声痛哭…
“我赶回去收尸时才发现老头的胳膊都被打断了，这是凭什么呀？…”八头哽咽着说“我连老爸的骨灰都没找到，那一天仅北骆驼弯一个地方，就被打死四个…”
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痛哭，我后悔不该问他这些伤心的往事，也痛恨自己无能，不知如何劝他才好。
“后来我找了几年老爸的尸骨，一会说在八宝山的某一个大坑，当时埋了百十来人，一会又说埋在后山…老爸，儿子不孝，对不住您啊！”…
此时李向春嚎啕大哭，我一个箭步窜过去，安慰道：“算啦，算啦！历史没人能够改变！好歹老爷子活了86岁。再说国家主席都惨死异乡，贺龙元帅都被活活饿死，何况一个黎民百姓！”
我的话似乎起了作用，哭声小了，我赶紧趁热打铁，“你看，现在你们全家多么美好，调回北京，房子、职称全到手，你女儿马上就大学毕业…”他终于停止了哭声，我又转变话题，“难道老爷子真的什么也没留下吗？”
“留下惟一的一首诗，当时藏在饼干盒里，不然也被烧毁…”说着，八头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夹子，里面放着一张发黄的纸，用毛笔写的繁体汉字，我连蒙带猜打进电脑：
南乡子
早岁出关游，壮志犹思遍五洲。
八十年来真一梦，悠悠老客京华两鬓秋。
获草可忌忧，好问门景种一邱。
倘使五湖容我老，扁舟，月笛烟蓑任去留。
1959年农历9月上
写完本稿，我感慨万分。百十来年，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如果苍天有眼，如果上帝也能保佑中国，让我们全体中华民族大和解、大团结，让我们的子孙万代永远幸福安康，这可怕的悲剧永不重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