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下 英 雄
《英雄》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结局也许不出张艺谋所料，希望不大。但是，原因可能并不是像张艺谋所说的那样，美国人不大会把同一个奖项颁发给同一类型的电影，恐怕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电影的内容和主题方面。
天 下
影片的名字将英雄，影片的主题是天下，这恐怕是美国人最难理解的地方。
在中国古人的头脑里，“天下”与“中国”就是同义词，（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的头脑，似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的心理定势：分裂意味着争战与杀戮，统一意味着和平与繁荣。中国就应当统一，天下就应当一统。在“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思想中，在“敬天保民”的宗教情感支配下，天下百姓、芸芸众生就是大多数有志之士的终极关怀。这一点正是《英雄》的主题。
与此不同的是，美国人一定不会认为“一统天下”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境界，他们也不会天真地认为“大一统”之后必有和平安宁，再不会有血腥杀戮。在一个有着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国度里，天下事大概不会成为美国人的终极关怀，尽管他们也十分关心尘世的生活，甚至十分注重个体的享受，但在价值体系中，地上的国度毕竟不是其终极关怀的理想国度，他们也不会把“天下”等同于美国甚至“地球村”。所以，尽管美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指手划脚，充当“世界警察”，其动机也绝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定有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是把“大一统”的天下观强加在美国人身上了，以为美国人的终极关怀也在地上，他们也在做的“一统江湖”和“一统天下”的美梦。这完全是误解。所以，美国人不能理解我们的“天下观”。
英 雄
同理，美国人也不能理解我们的“英雄观”。
在美国的影片中，也大量地充斥着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甚至为了造出一个的英雄，便假想出许多的敌人。这在中国人看来非常幼稚可笑，美国人却乐此不疲。其原因就在于，美国人的英雄，一定是正义和勇敢的化身，英雄一定要与邪恶势力作一番殊死的搏斗，并最终战胜邪恶。其典型的代表就是007。
但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天下的事决不会是如此简单，在《英雄》一片中，我们所看到，衡量的英雄的标准是境界而不是正义。无论是长空、飞雪、无名的刺杀秦王，还是残剑、如月阻止刺杀秦王，以及无名能够刺杀秦王而最终没有刺杀。甚至，《英雄》还在更高的天下苍生的境界上，把秦王描绘成了一个更大的英雄，英雄中的英雄。《英雄》对英雄的界定完全是以天下为坐标的，大英雄必有高境界，高境界的有大坐标，能以天下苍生为重者必是大英雄。
另外，《英雄》中的英雄都是那种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人，这大概就是张艺谋所理解的那种侠义精神吧，为了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情感和生命，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自己的情人、自己的国人，为的是成就大境界、大历史。所以，秦王也被描写成了敢担当、肯牺牲的人，愿意担当万世骂名以成就天下一统伟业。这种牺牲精神为中华英雄加上了一圈神圣的光环，肯牺牲者才是大英雄。
这种“英雄观”与美国人的“英雄观”大相径庭。
在美国人的头脑中，英雄一定不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因为在终极的意义上看，国度是上帝的国度，历史是上帝的历史；而人，作为一个受造者，其最大的使命就是完成自己分内的事。人受造而平等，没有人有权利自命不凡地以天下为己任，去干涉别人的事。因此，尽管由于人性的软弱，美国人也想造英雄、造皇帝，但华盛顿却非常明智的选择了主动退休，真正成为了美国人的历史英雄，从中我们便看出了美国式的英雄与中国的式英雄之间的区别。美国式的英雄不是自命的，也不是通过修炼或者修养由“内圣”而达到“外王”的，完全是在自己的本位上完成的，每个人只要他持守自己的信念，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不畏强暴，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便都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其中，正义、善良、忍耐、诚实、敬虔、谦卑，都是美国式的英雄必不可少的条件；相反，那些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武力而自命不凡者，大都成为邪恶的化身，最终被正义所消灭。或者说，美国的英雄是正义、善良、勇敢、敬虔、谦卑的德行的副产品，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与心灵正直的人同居。”“耶和华尼西”，上帝就是胜利。所以，小小的牧童大卫能战胜巨人歌利亚，可以说，英雄是上帝的拣选。这一点在《阿甘正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美国梦的真谛。上帝可以让像阿甘这样的弱知成为美国的英雄，见证美国的历史，也创造美国的历史；也可以让那个同越南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在颓废堕落中变成狗熊。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一个人的战争》，《矮小的巨人》，《猫和老鼠》等。
如果说到死亡，在美国电影里，英雄总是打不死的，因为英雄是正义与美德的化身，而正义与美德是永不消亡的。如果说到牺牲，特别是为天下百姓而牺牲，在美国人看来，有一个基督就足够了，其他的牺牲都没有终极的意义，相形之下，也就没有什么可歌颂得了。
生 命
张艺谋导演的影片，多以弘扬人的生命为主体，从最初的《红高粱》（生命力的张扬），《菊豆》（生命中的欲望与非道德），《大红灯笼高高挂》，（生命在压抑中走向疯狂和死亡），《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生命的浮华与空虚），《秋菊打官司》，（生命的抗争与失落），《有话好好说》（生命的浮躁不安与非理性），《一个也不能少》，（生命的执着），《活着》（生命就是能活着）。我们可以看出，张艺谋是一个热爱生命，心中渴望生命能够得到极度张扬，个性能够得到自由发挥的人。
《英雄》中，张艺谋以天下为坐标，以苍生为归依，将武侠的快意恩仇的精神升华为一种为天下百姓而牺牲小我、放弃爱情、放弃武功、放弃国家的英雄境界。此外，也将秦王描绘成了一个以天下苍生为念，决定以杀止杀，以武力一统天下、以杀伐建立和平的君王。似乎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牺牲个体的生命、个人的情感、一城一国百姓的生命、一个时代的天下百姓的生命，以建立万世不竭之功勋，才是生命能够达到的大英雄的境界。
对于生命，美国人的关心程度可能更胜于中国人，从《拯救大兵瑞恩》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对生命的关注已经到了极端的地步。但是，美国人的“生命观“中国人的“生命观“的也大不相同。美国人对生命的看法是非常具体的，他们注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注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个人情感，而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样，只是活着，只是一种生存。在他们看来，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神圣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每个人的人格、情感、意志也都不容亵渎，因为每个个体生命都不应该成为手段。如果个体生命得不到尊重，那么，尊重生命就必然成为一句空话。因为，每个生命都可能成为伟大生命的注脚，成为更高生命境界的牺牲。
尴 尬
其实，任何的推测都是有危险的，《英雄》能不能获得奥斯卡奖还是个未知数；并且，不同的文化也未必就比不能相互理解，即是美国人不能理解，也不能说就是失败，只要我们看着不错，三千万的投资也算是没有打水漂。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英雄》既不符合美国人的口味，中国人也没有叫好儿，就难免有些尴尬。在炒作中，《英雄》刚刚推出，批评之声即以炒作之势四起，这就使人禁不住要思考其中的深层原因。
平心而论，张艺谋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为广大观众拍出了许多赏心悦目、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是一个深受大家欢迎的导演。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够代表广大观众的思想水平和欣赏水平，《英雄》所遭遇的的尴尬可能恰恰暴露出了国人英雄观的混乱和其生存处境上的尴尬（大家可以联想一下陈凯歌导演的《荆轲刺秦王》，以及大家对该片的反应）。
也许，大家最不能接受把秦王这个暴君写成以天下生灵为念的和平之君；也许，大家也不能接受秦王对书法与剑法的拙劣体悟；也许，大家还不能接受那些侠客在刺杀秦王上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决绝与优柔寡断；也许，大家还不能接受完美的画面、震撼人心的音乐背后苍白的内容；等等。但是，大家能否思考一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观众会对《英雄》趋之若鹜，为什么媒体如此炒作《英雄》，为什么《英雄》会引起哪么多的批评，还有，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两大导演对“刺秦”这么一个历史故事——一个司马迁已经刻画得出神入化的侠士，竟然导演得如此不堪？这不正说明了问题所在吗？
在一个没有国度的天下，世界成了不可理喻的生存空间。在一个失去原点的坐标系，生命成了没有目标的激情。人们在一个空旷的荒原上，为一个没有国土的天下而征战，为一群没有国度的百姓而操心，为一个没有内容的信念而牺牲，这就是我们生存处境上的尴尬。
如果用天下的生命为英雄增添光彩，用英雄的牺牲为生命诠释意义，必然是本末倒置。因为，不是大一统的才是天下，不是牺牲的才是英雄，不是有激情才是活着；并且，不是所有的舍己为人都是有意义的，不是所有的英雄都得死，境界也不能用大小来衡量。
如果为了提升英雄的境界，不得不用现代的天下太平的理念来装饰古代暴君天下一统的野心，不得不用热爱生命的价值取向去填充侠客们快意恩仇的激情，便会造出非驴非马的天下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