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谈到入党的问题，是因为自从本人上网以来，还真的发现观里有几个特别热爱党的网友，好像不是装的。因为在网络世界里没有必要假装积极。如果说他们真心信仰共产主义，我相信，说他们至今还不是共产党员，我也相信。原来在中国，信仰和入党不是一回事。
说起本人来实在“难以起齿”，也太“悲惨”了点。因为我除了参加过“少年先锋队”，代过红领巾之外，连“团员”都没当过，更没资格谈“入党”问题。可是我一生走南闯北，对入党问题多少有点体会。
我家子女众多党员甚少（只小弟1人），不能不说受老爸的影响。老爸年轻时曾经以“非法入境”为由被苏联当局抓到“赤塔”，学了三个月的“马列”放回来搞革命；后来在日本又因发表“反满抗日”的言论被当局缉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共产党都争取他，但他就是“什么党也不入，‘无党无派，自由自在’。”不过50年代末因他受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接见，在社会上有点地位，文革期间才“毫发无损，幸免一难”。可我就没那末幸运了。
记得当年我挨整的时候，我的朋友偷偷告诉我：“谁叫你不申请入党的？假如你是党员，他们就不会整你，你就成了他们‘圈里’的人了！”也许那时，才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萌发了“入党”的问题。
平反后我调到陕西教书，在那里遇到一个大学同学叫黄玉生，当时他在学校里搞工会工作，他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郑重其事地劝我入党的人，我虽然没写申请，但我至今感激他，我知道，他是在为我好啊！
后来我调到沈阳市工作，朋友立刻告诉我：“东北一向是个极左的地方，如果你不写入党申请书，领导就会给你扣个‘落后’的大帽子！”
这下子可让我左右为难。写申请吧，我已年过40，真不愿意写；不写吧，真怕人家扣帽子，毕竟自己是吃过亏的人。没办法我找来一个党员，是后勤部的主任，名叫郑云里，他跟我关系不错，我想问问他该如何处理?没想到老郑把白眼珠子一翻，反倒问起我来：“你是真想入，还是假想入？”
“难道这有区别吗？”我惊奇地问。
“你要是真想入，我教你真想入的办法；你要是假想入，我教你‘假想入’的办法。”
“‘假想入’怎么办呢？”我喜出望外。
“‘假想入’最好办！”老郑吐了一口香烟，慢条斯理地说“每到年初给他递份申请，然后再不必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么‘真想入’呢？”我好奇的问。
“‘真想入’就麻烦一点，”他抽了口烟，继续说，“首先要和领导搞好关系，适当的机会要舍得‘出血’…”…
我还是按照老郑的第一种方法作了，于1988年3月13日递交了我一生中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当然，也是最后一份。没料到的是，组织部真的来人找我谈了两次话，当然和老郑讲的可不一样。
1995年我调回北京，再也没人跟我谈过“入党”问题。不过我单位里有几个入党积极分子渐渐引起我的注意。一个是“水管工老陶”50多岁了，入党申请书交个没完没了，党员什么活动都参加，什么会议都表决心，可惜共产党也没要他。后来换了年轻的校长，立刻打发他回家。临走时还拿着“思想汇报”问叫给谁？人家说，“你退休了，就交到街道吧！”
另一个是化学实验室的一个上海老婆子，张老师，因为教不了课，学校也不重视她。尽管她和老陶一样，没完没了递交申请，写思想汇报，人家也没要她。不过她比老陶体面一点，终于熬到55岁，正式退休回家。
还有一个是教历史的崔老师，也是个老婆子。但不知何故，在她53岁那年，似乎“沉睡”了大半辈子的她，却突然“觉醒”，发疯似地写申请、交汇报。据她自己讲，是因为偶然和党员一起参观西柏坡革命历史博物馆，突然醒悟到“共产党员的伟大”。她比那两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她能教课，第二她是原校长夫人的同学，她和校长一家关系密切。果不其然，在她临退休的前两年，人家三下五除二顺利拿到“党票”，光荣退休！现在在海淀走读大学搞管理工作。
综上所述，入党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要有“进取”心；首先要有这个打算。
第二， 要有心计，要能很好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要能看出“媚眼高低”，别像老陶那样不知趣。最好上边有人，省工省力！
第三， 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什么工作都干不好，也很难如愿以偿。
总之，说了半天，“入党”似乎和‘信仰’无多大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