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宋朝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只是以清廉和刚正而著名，关于他的传记很短，并不是什么断案如神的传奇人物。从关汉卿的元杂剧中出现包公戏以来，包青天的形象日渐深入人心，并且已经变成了位极人臣的擎天玉柱。在“打龙袍”中，连三宫六院都管起来了。在当代，关于包公的影视剧也不少，不过为了迎合现代人的欣赏口味，包公的形象又为之一变。官高权重之外多了“亲民”色彩，是啊！连九五之尊都能满世界乱窜，何况臣僚呐。以往包公戏的断案情节并不注重的三推六问，到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讲一口不文不白的酸普通话的福尔摩斯。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明清文学中的包公。
元明清三朝是通俗文化日臻繁盛的时代，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戏剧、歌舞剧，流行歌曲，评谭、说书、相声等花样繁多的曲艺杂技。就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整个社会的识字率仍高达25％，名列当时世界之前茅。因此通俗文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可以意料的。而它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必然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哪怕他们披着汉唐，乃至上古的外衣。
如包公这样的忠臣做为明清通俗文学的典型形象之一，特别频繁的出现在历史演义、公案小说（最早的侦探小说）以及戏剧之中。像秦琼，薛平贵，杨延昭，岳飞等等众多良将形象也可与忠臣归为一类。从情节架构来看，只要是忠臣良将掌权，就是治世；反之，则是乱世。忠臣良将的最大敌人就是外戚和内侍，奸臣往往兼有外戚的身份。夹在这正反两股势力之间的才是皇帝。
皇帝只有按忠臣良将，即群臣，的意思办事，才是英名圣主，才能帝祚永昌，否则就有忘国灭家的风险。这种故事情节十分生动鲜明的表现出了个人独裁的君权的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官僚集权。在明清通俗文学作家的笔下，最好的皇帝，哪怕是李世民这样出了名的“明君”也是个贪图享乐，软耳根的皇帝，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必须要靠群臣，特别是重臣的辅佐才能实现贞观之治。
也许有人认为，对忠臣良将的歌颂是出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为官者的道德教育。这固然会起到一定作用，然而功效必然微弱，如果法律都不能解决贪污腐败等弊政，道德规劝所起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何况此类作品的大肆盛形，是很难用歌颂和企盼来解释的。表面看来，呼唤为官者清正廉明，赋与清官以重权的作品似乎是积极向上的，实质上却是麻醉被统治者的糖果。因为实际的逻辑是掌权者才有行善的可能和能力，而非行善者掌权。再怎样仁慈的官吏，也是地主的代言人，归根结底还是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对忠臣良将的歌颂，对清官的企盼，其实质都是对地主、官僚的歌功颂德。
反过来说，如果统治者是大独裁者，必然不允许如此众多的侮辱皇权的作品流传，至少也会有一批歌颂君王文绩武功的文学艺术作品与臣僚至上主义相抗衡。然而，没有。相反，纣王这个大昏君的典型代表，却被描写成了个聪明，才智，勇敢的人。
可见，在明清文人的心目中，聪明的皇帝就会抓权，行使个人意志，于是乎就成了昏君。还是听话的皇帝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