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族没什么文化氛围，这一点让我有点失落。看到俞平伯的时候难免想到俞樾，看到黄万里的时候难免想到黄炎培，去年春天，去无锡旅游，导游指着一块石碑说：在上面题词的人是钱正英的外公。说实话，我有点嫉妒。
鸿儒的祖先是不可求了，但是，如果我小时候能在图书馆里打羽毛球被书砸晕过，现在也能拿出来显摆显摆，可惜，连这都不能，我小时候找到的那可怜的几本书，不是少皮儿就是缺页。有本好几百页的外国长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书名是什么。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我从来没看过第一章。
如果勉强追溯起来，我爷爷算是个亲近文字的人，虽然生性悭吝，但还舍得花钱订报纸，这在他已经非常难得。我还记得有一天，他指着报纸上的两个字向我请教，那两个字是耄耋，恰好我认识。得意了一番，但老人家却没有夸我，仿佛理所应当似的――爷爷认识的字也并不太多吧？
而我父母，是被文革耽误的那一代，阅读是他们茶余饭后的小爱好。我母亲现在已经开始厌恶《知音》了，对所有《读者》类文摘杂志特别感兴趣，觉得这样的杂志比《欲海情天啊，我那枯萎的玫瑰新娘》一类的文章更有价值和品位，她热衷报纸剪报，有时候还跟我交流，偶尔也读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活着》之类的小说，光傻乐了，没有什么感触。
我父亲倒是曾经爱好过文学，小时候我在他的写字台上看见过一首诗：“年轻的女拖拉机手啊，在广袤的原野上耕耘希望……”是偷偷看的，有点替他难为情：孩子都一大堆了，还“女拖拉机手”呢？！我还偷偷地看到过他为太姥姥写的祭文，看哭了，但还是为他脸红，因为我不习惯严肃的父亲还能有如此细腻的情感。我们一家人，都是内敛型的，暴露自己的真情实感总是件很尴尬的事。
到今天为止，我没主动给父母看过我写的任何一篇文章。对于自己写的东西，如果放在他们面前，我总觉得有点古怪。而且，害怕他们跟我较真，文学是创造性的，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一点，我总觉得他们未必能理解。但我知道他们也曾偷偷看过我写的东西，小学时候，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如果我是……如果我是工人、农民、教师都可以。我那时候理想挺远大的，写了一篇《如果我是市长》。爸妈看见了，似乎觉得我理想远大，孺女可教，竟然郑重其事地找我谈，告诉我应该怎样做一个市长。这真让我晕菜！特后悔没把题目拟成：如果我是外星人。
我的父系和母系家族里面，唯一能称得上文学爱好者的是姥姥。姥姥认字，这已属难得，更可贵的是：她读书很多。读书仿佛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与周围的环境那么地格格不入，她对所有的书都如饥似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武侠言情，只要是书就行。恐怕，她也只能在书里找到乐趣吧？
几年前，在北大东门的旧书摊上，在一堆旧书中间，突然看见了一本《杨家府演义》，很破旧了，和我小时候在姥姥家看见的版本一模一样。在成排码放的旧书中间，《杨家府演义》这几个字轻巧地跳进眼帘，那一刹那，时间停滞了一下，我知道那本书认得我，穿越了20多年的光阴来找我。书上有厚厚的尘土，是它赶路留下的痕迹――20多年的路，对一本书来说同样物事人非啊！
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下来。但是，直到今天都没有勇气去翻开。我记得，那本书是繁体的、竖排的，讲述了那个千古流传的满门忠烈的故事。但我不想打开，害怕再次想起和姥姥读书的情景。
对于姥姥的怀念一直是我心头最柔软的地方，多少年来，都不敢去触碰。只要一想起，眼眶就是湿润的，就在朦胧的泪光中，看见姥姥倚靠在床头，手里捧着一本书。午后的阳光总是灿烂地，照在褥子上，一格一格地移动，悄然无声，姥姥一动不动，只是看书。有的时候会心地笑一下，然后忍不住跟我唠叨一两句书里的内容，也不管我是否能够听懂。
那一刻的世界真纯净，只有呼吸的声音、书页翻动的声音。阳光的影子在窗台上移动，温暖和煦。我在窗台上摆弄着那本《杨家府演义》，很多字都看不懂，写法和课本上的字不一样，但我依然不屈不挠地读着，也不去问姥姥，因为，她正在一个快乐的世界里倘佯……姥姥过世于1997年春末，终年87岁。
――或许，我该给爸妈打个电话了，告诉他们：这会儿北京的阳光不错，外面有风，但屋子里还是挺暖和的……我，其实，挺想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