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成为一个有较深刻印象的纪年，是我在学校上“明史”时。当时教明史的老师是从东北师大调来的，高高瘦瘦的，脑袋特大，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上课前有5分钟与课程无关的开场白，基本上对当时社会上的新闻发表一通感慨，有强烈的愤世嫉俗感，观点“极左”，不过也难怪，那还是1980年。一次这个老师在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回来后，在照例的开场白上说，这次学术讨论会，深受鼓舞，因为本以为自己的社会发展动力是阶级斗争观点已经很孤立，那知会上大多数学者都仍然坚持阶级斗争说。那时佛罗伊德学术刚传到中国不久，我们这些学生一时间都从马克思主义信徒大部分转化为佛罗伊德的信徒即“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自然对于老师的顽固不化颇为不屑。对于这种思想倾向，这个老师当然有所觉察，所以在一次开场白时大发雷霆，说道，共产党养你们干什么的，吃饱了撑的，你们还不帮共产党说话，拉板车去！
我之所以花了一番口舌讲这位老师，一是这个老师及其父亲（也是大学老师）在文革时受到迫害，但他仍然对于阶级斗争学说深信不疑，虽然有点冥顽不化，但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确实有可敬可爱之处；二是他的一句话成为我后面要讲到的关于“甲申”一段典故中的点睛之言。
明史是由两个老师上的，这个从东北师大来的老师讲的是前半段，大概到了明神宗以后就由当时较有名的一位姓张的老师来讲，在张老师讲课时，出了一件事，就是写《李自成》小说的作家姚雪垠在《诗刊》上发了一篇文章《也评甲申300年祭》，对于郭沫若的1944年写的《甲申300年祭》大加讨伐，不仅对其作品的御用文章性质加以贬斥，并指出郭文更为恶劣的是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篡改史料。
郭沫若当年写《甲申300年祭》的主题思想是总结1644年李闯王进京后，放松了纪律。将领们大都纵情声色，甚至将在关外讨伐满军八旗的明朝将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收入帐中。郭沫若当时写的这篇文章目的是警示共产党在取得胜利后，不要重蹈李闯王的覆辙。后来毛泽东将郭沫若的《甲申300年祭》定为三八干部的“指定读本”。
那知姚雪垠在写《李自成》时已经对有关李自成的正史和野史资料悉数打尽，而姚雪垠又是一个经历过49年后各种运动仍然保持铮铮铁骨的汉子，对于郭沫若这种见风使舵的投机者深恶痛绝，所以在笔耕不缀多卷本《李自成》间隙写成《也评甲申300年祭》。按说这篇文章应该发在即使不是《历史研究》也应是社科类杂志上。最后却发在了《诗刊》，别有一番掌故。姚雪垠写完这篇文章后，那时郭沫若尸骨未寒，余威还在，没有人敢登，据说姚雪垠将文章打成多份，采取散发的方式发给文艺界，这就触犯了郭沫若的后人，也采取散发攻击姚雪垠的传单，最后因为关系，姚雪垠的这篇文章发在了文不对题的《诗刊》上，记得应该是1979年12月份的《诗刊》上，我当时在家乡的邮局里还买过这一期。
那知姚雪垠的这篇文章一登出，不仅在京城，还在京城以外都引起轩然大波。历史的阴影往往刻印在人心之中，不是一朝就能遣散的。例证是随后发生了一场史学界对于姚雪垠进行围剿的闹剧。
其实史学界对于郭沫若在史学界的学阀行为，长期以来是敢怒而不敢言。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现在当然是垃圾，在当时也好不到哪而去，但史学界对郭沫若的评论都是噤若寒蝉。
按说发生了姚雪垠对于郭沫若的抨击正是宣泄了史学界对郭沫若的长期不满，但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史学界或然冒出这样一个怪念头，郭老是史学界的人（其实郭沫若算哪门子史学界的人），现在遭到了文学界的姚雪垠抨击，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史学界在学术开始解冻的时期，却露出旧时代最后一张狰狞的面目。史学界开始拿出自己看家的考据学本领，在各家报纸上抖落据说文革期间姚雪垠与郭沫若之间师生关系，当时姚雪垠曾多次向郭老请教李自成问题，还拿出姚向郭写的毕恭毕敬的求教信，并且反问那时姚为什么不批评郭老呢？史学界还以“路透社”的口吻发布一些姚雪垠的其他可疑的人品消息，摆出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势。
就在史学界集中火力向姚雪垠开火时，教我们明史的张老师也让我们写有关这个事件的文章，并且暗示大家要向姚雪垠开火，罗列罪状，大有为郭老报仇的意思。
但问题是姚雪垠的这篇文章完全在理，在文字上更有文学家的流畅，最具杀伤力的是，文章正捅到了郭沫若的软肋。我们很多同学一来很佩服姚雪垠，二来以我们的学识来找姚雪垠的不是，那也太自不量力了。
就在此时，教我们明史前半段的那位“开场白”老师一段话使我们豁然开朗，据说是我们班一位叫高岱的同学在图书馆找攻击姚雪垠的资料时，碰到“开场白”老师，在说明自己苦恼时，“开场白”老师以一贯的口吻说：
“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史学要不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问题”。
顺便谈谈李自成和崇祯皇帝的命运。
李自成自清军入关后就一路退却，历史上说最后被追杀在商洛山中，但也有一说他没有被杀死，而是当了和尚，应了古语：“胜者为王，败者为僧”，是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人生进退之道。据说还有人曾经在一所古桥上看到已经落发为僧的李自成在斜阳中吟诗，大意是江山依旧在夕阳几度红的感慨。
崇祯皇帝的命运要比李自成悲惨得多，在位时想中兴，但国家已经病入膏肓，无力回天。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崇祯皇帝最后自杀总算给中国历代皇帝挽回了一点“不成功则成仁”的尊严。
不过，据说崇祯早在清军进逼和闯王席卷时，已经意识到大明气数将尽，于是早已让太监在河北平山附近的天桂山为自己造了一所退隐之地。
我曾经两次去过天桂山，虽地处北方，但山形清秀，林木茂盛，山前流水终年不绝，有塞上江南的风景。只是当年本来就未修建好的离宫早已踪迹难寻，在浩月当空的夜晚，山下漫步，有一种时空倒流的恍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