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晓军，我的第一感觉是，寒夜中飞驰的列车那一扇扇灯火闪烁的窗户。
我和晓军已经近三年没见面了。上周六，晓军来京访友，周日，我们几个朋友陪他去地坛，路过和平西街时，晓军竟然在地摊上花了两元钱买了十双筷子，说是家中筷子已经太旧了。这使我吃了一惊，随即意识到，那位在北京流浪的晓军业已是个要考虑“开门七件事”的她人之夫了。这使我又想起在大兴黄村北京印刷学院集体宿舍的一个黄昏，晓军怀抱吉它，倚窗弹唱：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晓军从吉大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湖北武汉一所大学任教，大概工作了一年左右，便过得不耐烦了，于是离校出走。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南京读书时，是老九带来的。听说他靠给人拍照、打工维持自己云游各地的生活，正准备去海南。这使当时在校园中研究英国17世纪思想家洛克的我顿生羡意。这一次的晤面只在半小时左右，但晓军眼神中的焦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再次见到晓军，我已在北京工作。晓军流浪在京，住在北京印刷学老九那里。这时的晓军沉默寡言，只有在喝酒时，才会言词犀利，而且多是佛门的心性之言。他一度想剃发为僧，恐尘缘未尽，终未遁入空门。晓军当时有一份不定期的工作，竟然是教公关课。当时北京正是大办讲习班的时代，有朋友办了个公关培训班，却没有公关老师，好在公关书到处都是，于是晓军临阵磨枪，每周在读佛经练大小周天之余，看看公关书，然后讲几节公共关系课，以维系日常清贫的开销。第一次见到晓军时，我还不太懂得他流浪的目的，这时我已经大约明白，晓军在追问生活的意义，那也是我们这一代同龄人曾经苦苦思索的问题。有的人在政治改革中找到生命的寄托，有的人将生命附寄于文学艺术……亦有很多人在宗教特别是佛门之中感受生命的本性。晓军就是在佛门之前徘徊的一位。但晓军这段思索后来被打断了，因为印刷学院发现老九竟然留外人住校。晓军只好进城，在另外几位朋友宿舍中又漂泊了几个月，终于告别了北京，回到父母所在的济南。
1993年初，我办的图书事务所正处于初创的忙乱时期，每日忙于各种念头带来的创收感的兴奋与破灭之中，晓军的来京使我在混乱中有一点故旧重逢的惊喜。我首先感到晓军变得整洁，头发不像从前戗在头上，羽绒衣干净贴身。接到他的名片才真让我吃惊起来，上面赫然印着“山东东岳实业总公司进出口二部”，我开玩笑说，不是皮包公司吧？晓军正色道这可是山东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好像还有什么部队背景。晓军的言谈，完全是当时流行的钢材、车皮、汽车等类生意经，现在我的通讯录中还记着晓军声称要在北京买的“货”，比如宝马、公爵等当时我第一次听说的汽车。晓军还多次请北京的朋友们喝酒吃饭，声称可以报销，乐得北京的穷朋友们皆大欢喜。这样，晓军一个多月内往返于北京和济南之间，最后以两万元学费交给北京一家将破产的公司而告终。
这年冬天，晓军乘着“东岳”子弹头车又来了一次北京，当时我的事务所已搬到外交部街一处地下室里。寒夜中晓军兴奋地谈起他现在做的“灰浆泵”，听他将这种“泵”说得那么具体，泵的买主又是有地有名的，看来他确实在做实事了。言谈之中，晓军不再有佛性之语，而充斥着做“企业家”“实业家”的信心和豪言，那一夜谈到了破晓时分。
然后，三年左右没有见到晓军，其间穿插着晓军与多年的恋人成家的消息。去年，老九还在某个周五乘零点北京发往济南的火车，在晓军家下了几盘围棋后在周日返京，零星地知道晓军仍在“东岳”，但“灰浆泵”已经停做。
上周日，我们和晓军盘垣了一下午，这时晓军既无往日的焦躁也无那夜做实业家的激动，只是说他现在山东安丘为公司做大姜出口日本的生意（据说安丘是个依山傍溪的山区，那里产的姜个大肥嫩，炒姜芽更是美味可口），并说竞争比较激烈，但生意还行。他说，最近在看奥修的《静心》，倍感这种忙碌的工作没有什么意义。虽然我没有看过《静心》，但我觉得晓军的心境与我们大多数同龄人心境差不多，像是陶渊明当年感叹的那样：“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我们终是很难摆脱这种精神追求和物质限制的困境，最多只能在这两者之间保留一点平衡而已。
是夜，晓军悄然离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