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对母亲我知道得太少。
母亲是1937年生人，但月、日不知道。
母亲是哪儿人，不知道。我没见过外公。记得母亲说过她也没见过几次。外公是国民党，湖北人，曾同贺龙打过仗，可能是湘鄂西洪湖一带的。据说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已作了军长。舅舅还健在，记得他父亲的名字，我要想知道不难。从我所学专业来说，要查他的资料也不难。但，查清了又如何，一直没查。
母亲的脾气比较大，可能与小时短暂的大小姐身份有关。但很小就失去父亲，外婆改嫁，日子就一下变得艰难了。母亲上了师范学校，舅舅小学三年级进了剧团。
师范是管饭的。母亲的学生生涯应该在生活上还算过得去。她是校学生会主席，文艺积极分子，扭秧歌、大合唱、打腰鼓、表演唱，在20世纪50年代火红的岁月中，母亲度过了她的孤苦但又多彩充实的青春。
母亲一生都与她师范的同学保持联系，小时候我还被带着去过若干次那个城市，我也看过她和同学的照片，其中就有许多舞台照，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我一直以为，母亲一直把那个城市当作家乡，把同学视为娘家人。
毕业，母亲留校任教。4年后嫁给我的父亲，调到我的家乡。
父亲是母亲的师范同学。毕业时父亲保送合肥师范学院，又念了4年本科。
父亲出生前，我爷爷抓壮丁，死在抗日前线。奶奶一人把爸爸拉扯大。老家是中农，爷爷弟兄5个，爸爸从小虽没享过福，也没遭过罪，“娇生惯养”，生活上自理能力极差，内向。
母亲外向热情，和父亲反差很大。自小在城市长大养成的生活习惯与在农村成长的父亲（加上奶奶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家庭生活中难免磕磕碰碰。我以为，婚姻生活，母亲应该是不太满意的。
母亲的工作，开始是教语文，后改教音乐。极投入、认真。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就是文艺宣传活动室排练室，一天到晚，吹拉弹唱，热火朝天。那时的学校宣传队，风光得很，经常演出，还时常送戏下乡。有些中学生入不了队还哭鼻子。
为业务进修，母亲四处拜师学艺。“老师”里就有不少上海知青，其中就有一位中国笛子大演奏家陆春龄的女儿（我的小学老师小时候的偶像）。为学艺，我们家没少管饭，没少花钱。
母亲待人热情大方，极富同情心。许多学生与我们家保持交往，现在还在来往。
那个年代，教师是臭老九，政治上不得意，精神上受压抑。母亲的感觉恐怕尤其明显。
母亲成长过程中充分享受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对党无限忠诚。一生追求进步，写了无数入党申请。但，外公的身份、生活的地方（在台湾无法外调），使母亲留下终生遗憾！
母亲去世后，作为娘家人的师范同学只提出一个要求：追认母亲为中共党员。他们了解母亲。
但，遗愿没有实现。
在这一点上，我是个不肖子孙。自上大学起，母亲一直要求我入党。我阳奉阴违。至今，我还在党外徘徊。但，我理解母亲他们那一辈人！
一辈子不甘人后争强上进的母亲，一辈子平凡平庸。母亲心痛！
母亲最感欣慰的恐怕是我们几个子女了。
母亲一生有我们兄妹三个。我、弟弟、妹妹。
急脾气的母亲很少对我们发脾气。在家里，母亲代表着爱、温暖，有母亲，家才让我们感觉是个家。母亲走后这个感觉更明显了。
母亲无任何不良嗜好，母亲的作为，母亲眼中的期待，是我们学习的动力。即使在读书无用的年代，我们也在认真读着。
作为老大，母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为躲避下放，从小我就学拉二胡、考进地区艺校。但，艺校毕业时高考恢复，母亲毅然让我放弃进剧团的机会，返校读书。“投资”付诸流水。中考我成绩不错，可上个不错的中专，母亲断然拒绝我的请求，坚持上高中。没上大学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我顺利考上大学，弟弟顺利考上大学。妹妹在中学，成绩全年级第一，父亲做了县教育局长。日子滋润了，母亲舒展了。
大四第一学期期末，正在期末考试。
一天我在教室复习。同屋同学跑来告诉，父母舅舅来了！
母亲得了癌症，来京作进一步检查！
大半年后，母亲去世。
因为母亲，我拒绝了系里留校的美意，回了家乡。虽说16年后重新回来，与当年留京的同学比失去了许多，但我不后悔。
我陪母亲度过了她最后的日子。
病情恶化最后的清醒时刻，就我一人在场。母亲很想活着。但她也很安心放心。她知道，我们会活得比她好。只是妹妹还小，有点挂念。
那一刻之后，母亲再也没睁开眼说过话。3天后，母亲走了。
母亲是肺癌，呼吸衰竭而去。走得很痛苦。
我不敢唱怀念母亲的歌，不敢看思念母亲的节目，控制不住自己。
很少说起母亲。媳妇问起我也说得很少。弟弟妹妹在一起也几乎没说起过。但我知道我们从没忘记过，我们不敢说。
弟弟妹妹们过得都很好，尤其是妹妹，顺利考到北京，顺利地留在北京，现在也是老总了，事业顺利家庭幸福。
母亲，放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