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些年,在国家刚刚走向开放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悄悄地走进了古老的国度，这就是－智商。显然这是一个评价智力的标准，而“商”则是度的意思（《广雅》）。合起来理解就是智力的水平。
这个标准甫一进来就受到了上自教育权威机构，下至小桥流水人家的重视。因为这种度量正吻合了我们千古不变的“智力至上”的教育模式。于是乎，智商就很快走进了人们的常用词典。
“智商”的出现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家庭培养孩子的决心，也让我们的教育机构确定了培养的方向。那就是在智商测试类似的标准化考试模式下，不遗余力地向学生灌输知识。正是在这种思路引领下，我们的学生的书包迅速膨胀。小学生的书包里装进了百科全书，中学生的书包里装进了科学巨著，我们可怜的孩子开始在沉重的书包的压力中徘徊、苦闷、呻吟。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智商测试始终没有流行起来，个中原因应该一半是缺乏权威机构，另一方面，也是每个人在接受测试之前心里总有些惴惴的原因吧。无论怎么说，时至今日，这个可怕的“智商”终于不再威胁每个人的自信心了。
“智商”的淡出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另外一个“商”家的出现，那就是“情商”，我们称之为EQ。其实EQ在中国的出现及其产生影响的时间，已经不再落后于西方世界了。这要感谢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在国外糟粕文化上的引进我们的海关控制极严，但是在这些精髓文化的引进上，一直是积极主动的。
可是这样的引进理念仍然有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先进的东西未必适合中国国情。或者至少说，美国最流行的东西未必是我们的首选。
情商的出现对于一直信奉智商的个人和机构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中国人引进佛教之后沉思了千余年仍然没有从里面解脱出来。这种缓慢的反应能力在从智商到情商的转变中经受了考验，但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改变了我们迟缓的动作，很快，那些善于交际和逢场作戏的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验证了情商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充满诱惑力的。所以，情商就轻而易举地攻克了智商的堡垒，俨然成为了正统的典范。
学校里开始重视孩子的课外兴趣和团队协作，家庭里开始叮嘱孩子不要成为“书呆子”。于是学校里的孩子开始放下课本，努力释放着自己青春的激情，但是很快学校和家长就发现，这提高了的“情商”正在变味。
团队协作像生产合作社一样迅速变成了“包干到户”。当多人组合退化成两两组合的时候，学校和家庭开始惊呼“早恋”时代的到来。
其实早恋现象也许不应该归罪于对“情商”的推崇，因了物质丰富所导致的孩子早熟和因了文化丰富而导致的爱情教育使得中国的孩子走向早恋成为一个必然。但是当我们发现大多数早恋的孩子都是情商较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对“情商”的培养时间有一些权变，或者在方式上和程度上有所思考呢？从感情之商到爱情之商其实没有太远的距离。
但是中国的“商旅”还远没有结束。
在我们还没有从智商和情商的情结中摆脱出来，美国人又异想天开地推出了“逆商”。并且把其定义为比“情商”和“智商”更为重要的素质。这让人颇有些不解，或者至少让中国的百姓们有些头痛。
其实我们祖先几千年所推崇的智力教育在清朝末年得到了与西方科学知识相结合而变得信心十足之后，又再一次和“智商”的标准相结合而变得顺理成章。之所以为“情商”让步，只是国人受到了狂热的市场经济的影响，而产生了物质至上的价值观。那么一下子把历史和现实的标准都推翻了的“逆商”实际上很难让没有经历过失败或者单独面对过失败，或者在失败中承担过责任的国人从心底里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大部分人仍然尚且不知“逆商”这个说法。
其实“逆商”的价值确实是要高于智商和情商的。柯林斯为在《从优秀到卓越》中，就阐述了他经过仔细研究得出的结果“第五代领导人是意志力比较坚定的。。”
，也就是说，未来世界的残酷竞争中，只有意志力坚定的人才能够胜出。
其实现实社会的繁荣为大多数地球上的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这种物质和精神所搭建的惬意和舒适正在侵蚀着年轻人的意志力。在这样的现实中，能够拥有足够的意志力的人就成为了在压力下推动目标实现的领导者。所以所谓逆商并非否定了情商和智商，而是为了保证情商和智商的正常发挥提供了压力下的平台。
中国人为什么不重视逆商？这里面还有一个价值的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智商发达能够带来荣誉，情商出众能够带来财富。所以在学校里，智商较高的学生都是老师爱护的对象，而在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里面，情商较高的人，往往是领导的宠儿，或者干脆就是领导。正是这样，我们发现，智商高的人一部分成为了著名的学者，一部分成了书呆子，少部分人成为了学用结合的优秀人才。而情商高的人则一部分成为了仕途上或商海中的骄子，一部分人成为了阶下囚，还有一部分人仍然在踏踏实实地做事。
中国人需要逆商，这是一个严重的话题。从清朝末期中国人被大英帝国用我们最先发明的火药轰开南大门始，60年惨遭掠夺，几千年的积蓄荡然无存，中国人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人的危机意识没有觉醒。马克思主义点燃了一线之隔的沙俄。这才给古老中国带来了信心。但是随后我们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屠杀，好在邻近的苏联红军最终解除了民族的苦难。中国人的危机意识终于建立起来，并且在朝鲜战场上、中印、中越、中苏战争中展示了我们的卧薪尝胆的力量，而两弹的上天也向世界昭示了，我们准备好了。
但是文化大革命对国人的信心和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时至今日，中国人在西方的金钱诱惑下，开始不再具有危机意识。但是中国的危机却正在临近。
台湾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南海领土和资源正被东南亚国家肆意占取。在这样的时候，中国人不能不有足够的警惕。
另外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引起美国和周边国家的不安。最近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一系列军事动作不能不含有针对中国的成分。另外中国正和世界一起面临着能源危机。俄罗斯改变远东输油管道线路，其中蕴藏着的不仅是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中国GDP标准被打破，科学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实现需要时间和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需要逆商。
WTO一经签订，随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就必须逐年撤除。在最近的十年里，中国企业的保护膜将逐层被剥去。面临国际成熟的企业运作和大资本的侵袭，中国企业必将面临一个从地狱到炼狱的历程。另外，目前国企改革和中小企业的转型，特别是管理者的更新换代将使得很多企业面临一个痛苦的涅槃。在这个时候，中国企业需要逆商。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将适度放缓，中国大部分人的小康之路还需要时间。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在经历着改变的阵痛。在这个时候，中国人需要逆商。
新一届党中央还政于民的政策大得人心。社会声音正在以知名经济学家为主的知识界人士的口笔中向外扩散。但是当我们日理万机的总理虚心地向我们的经济学家请教的时候，十位顶尖经济学家却说出了十种说法。这个现象让人齿冷。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学会用事实说话，还没有学会用实践说话，还没有学会用良心说话，还没有学会用民族责任心说话。所以说，中国人需要逆商。
时至今日，中国人也学会了美国人的手段，开始造“商”活动。什么“财商”、“性商”、“意商”等等。如果说在商品社会把人看作商品是一个必然，那么把人的素质看成是内在的使用价值也未可厚非。但是人毕竟是人，人最终会成为资源的占有者和支配者。所以拥有一份中国人的良心和一副好的道德品质才是最重要的“商”。一个民族的情商并不能带来总体价值的提升，只有为了国家的强盛携手奋斗才是取胜的关键。
如果笔者也被允许“造商”的话，那么我想造的是“德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