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个移民来说，都有一条自己的回乡路。有时候，移民在一座城市里生活得久了，很久没有回到故乡去，甚至对目前的居住地也很有归属感了，但是他的那条回乡路始终是默默地在那里等着他的。
母亲的回乡路是这样的：从齐齐哈尔乘火车到大连，在大连逗留几天，再坐船到烟台，在烟台多逗留几天。母亲是山东人，因为我的一位姨妈住在大连，母亲也在大连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大连对于母亲而言，也算是半个故乡。母亲的行李是这样的：背着行李包，一手拉着一个年幼的女儿。直到有一天我有了一条自己的回乡路，我才开始理解母亲，她的那条回乡路啊，对她来说，满满的都是乡愁。
王朔说：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
有一条回乡的路在那里等着你，挺好。其实，移民的一生都在进行着一场深度的旅行。只是旅行得久了，会把旅行的目的地当作了归宿，只有在失意、彷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才更多回想起故乡。
曾经有一家客户的老板是个瑞典人。他的母亲是瑞典人，父亲是中国人，他出生在瑞典，在香港读书，娶了台湾的太太，目前已经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十年。对于北京而言，他的大女儿认为自己是个外国人，但是他的小女儿就认为自己就是个北京人。他说他其实很苦恼，他在瑞典的时候，他因为是个混血儿，和瑞典人的长相不太一样，所以对瑞典没有很强的归属感。而在中国，不论是香港、台湾、北京，他的长相又是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他是个没有归属感的人，对于世界的任何地方，他都是个移民，他没有一条回乡的路，一生都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深度旅行。
我的那条回乡路，它在那里等着我，十几年没有回去过了。有幸的是，这两年我都能有机会踏上母亲的回乡路，虽然是从北京出发的，但目的地分别是大连和烟台。其实，母亲的那条回乡路何尝不也是我的，因为我自己也在烟台生活了两年，是刚刚毕业时候的青春岁月。
去年去大连，出差之前又是感冒，又是发烧。我以为那次生病是一次偶然。今年，要到烟台去出差，出发之前再次感冒和发烧，我想这不能算是偶然了，应该是一种回乡恐惧症的表现：因为要回老家，所以失眠；因为失眠，抵抗力下降，所以生病。烟台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在北京，人家问，“你是哪里人？”我说，“我老家是黑龙江。”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人家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北京来。”那么烟台呢？她从我的身份描述中退出了，在所有需要填的表格里退出了，不需要再提及，慢慢地，连自己也快要忘记了，那条回烟台的路，它还在那里等着我。
在回到烟台的日子里，当年经常走的路我都重新走过一遍。从中信银行到南通路小学，那是从单位到姨妈家的路，姨妈家里没有太大的变化，家具也还是从前的。从中信银行到大马路水产品市场的路，现在变成滨海广场了，老房子都还在，但是重修得很漂亮，那是从单位到宿舍的路，只有从老房子的青砖、旧瓦里还能找到当年岁月的痕迹。我在中信银行上班的时候有过一个习惯，抬眼从电脑部机房的窗户里看出去，有一座特别破败的老房子，但是那房子的二楼阳台上经常晾着衣服，显然还有人住。那会儿我经常在想：那房子里住着什么样的人？那破旧的房子是他们祖上传下的老屋吗？他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会和老房子一样，有很多故事吗？今天，那座老房子也修好了，没有拆，二楼的阳台上也没有晾着的衣服了，看上去更像是一座茶楼。还有一条路，是从中信银行到山下邮局的路，那条路对我来说也是有记忆的。我从山下邮局取来的包裹里有过王菲的磁带（但愿人长久），有书，有羊毛衫、家居服。那个时候我比现在瘦，他说，我就是衣服架子，买衣服不用试，穿什么都好看。我有的时候也去山下邮局寄包裹，但是我都寄出了些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还有烟台广播电视报给我寄过一次稿费，也是去那里去取的。为此，原来中信银行的同事到今天都还记得，当年的那个文艺女青年后来终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当记者去了。因为老安和我回去，中信银行还在烟台的人聚会了三天。送别的那天，还是想起了《致青春》里的那首诗：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述离殇。然后大家就散了，继续过着云海天涯的日子，有人在国外，有人在烟台，有人在深圳，有人在上海，有人在北京，老安几乎每周都要出差，他生活在机场、酒店和去机场的路上。
有一条回乡的路在那里等着我们，是幸福的。故乡、亲人、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朋友，都是一世情缘，即便日后云海天涯，也在心里彼此想念。还是王菲的歌：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