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的一个久远陌生的话题，话说道来，自知之明，不会有多少能耐着性子，咬紧牙关，把它坚持读完。
但，话说的故事，是一个村，一个家族一百多年间的真实的历史。
东庙村——话春秋
抢媳妇（1880——1930）
相传，在山西大槐树下那一大堆准备流动的人口中，有个姓黄的黑白铁手艺人，流浪到一处深山里的三岔路口时，走不动了，停下来歇脚。没过多久，有一个骑毛驴的老头缓缓也来到三岔口路。老头问了黄的祖籍、姓氏、贵庚后，看这小伙子相貌憨实，又有手艺。主动愿意给小伙子找个歇脚的地方。
跟我来吧！老头随后就带着小黄往通往山里的一条小岔路走。边走还边和小伙子唠嗑。
在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约莫行了半个时辰，突然进入一片大开阔地。小伙惊奇地看到在肥沃的黑土地上长满了一个人多高的荒草和野生高粱。老头告诉小伙，这地名叫“十八亩地”。过了“十八亩地”，前面有个村子叫东庙村，因村东头有一破旧的关帝庙而得名。
“你进村后，就先在那破庙里歇脚吧。”说完，老头就须臾不见了。长辈们都说，那老头就是张果老。
老辈子的时候，四面环山的东庙村只有3户人家。是神仙把黄姓血脉引进了东庙村。
到了清朝末年，黄姓后人中方出了一个人物，也就是一个在那方圆附近村寨闻名的人物——黄普。据说，黄普自幼就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学祖传手艺，也不愿意务农，专爱使枪弄棒练把式，长到18岁时，练就了一身工夫。个头又大，村里人都称他“大个黄”。四百多斤重的石碾子，他能搬起围着场院走两三遭，一口气不喘。一人多高的院墙，一个跨步就能跃过去。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山里的土匪经常出没附近的村落，抢财物，抢媳妇。山高路远，村民们来不及报官，因此纷纷请黄普给予“保护”，黄普的一身把式总算没有白练，派上了用场。
那时，山里的穷家小子根本娶不起亲。有不甘心一辈子当光棍的，都别无选择地参加了土匪。因为在土匪队伍里，有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待遇，能给娶不起媳妇穷小子抢媳妇。东庙村方圆几十里内，就有十多支这样的土匪队伍。
一日，村西头王文合他爹匆匆跑来，哭诉几个土匪打伤了文合，抢走了文合媳妇。黄普听后，扔下茶杯，抄起花枪和七节鞭就追出村来。追到十八亩地，赶上了那伙强盗，交手没有几下子，他就挑下了强盗手中的家伙，把几个强盗捅翻在地上。强盗服输，留下几匹当时山区最豪华的交通工具——骡子和文合媳妇。
从此，“大个黄”在方圆几十里的山区出了名。以后，“请”的人多起来，一开始是临村的“请”，后来几十里外的远村也“请”。起先请“大个黄”是为“保护”，后来索性请“大个黄”去抢媳妇。那年头，土匪和村民本就分不清楚谁是谁，抢与反抢成了当地的习俗。“请”的人多了，大个儿黄也富起来，粮食吃不完，骡子好几头。成了东庙村的首富。
温饱解决，就想起媳妇，村里倒是有几个提亲的，相貌丑陋，大个儿黄瞧不上。后来听说山下东局子村，有个李姓人家的傻儿子刚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口外姑娘。大个儿黄动了心，叫来把子兄弟，说明了意图，给了赏钱。骑上几头骡子就下山了。
他们在东局子村附近的客栈住了几日，摸清了富户人家的位置、地形地貌。一日早晨，下地时间刚过，他们就趁势杀进了村里。抢媳妇的队伍有个规矩，要在骡子的背上铺块红缎子布，村民一看就知，不为了粮食而来，也就不用落荒而逃。被抢的媳妇一旦被驮上盖着红缎子的骡背上，说明江山易主，就不能乱动弹，除非有英雄救美。
大个儿黄冲进了李家当院，李家父子下地干活了，只剩下妇女们留在家中，大个儿黄一眼就瞧见一个俊俏的穿红夹袄的小姑娘,正在跟一位老婆婆收拾柴禾。估计要“接走”的人就是眼前这个，便上前搭讪道：“小妹子，咱来接你来了，跟咱走吧。”
“你是谁，俺不认得你，咋就跟你走？”小姑娘天真稚气的脸上透着疑惑，十分可人。
“珍头，快跑！胡子来了。”老婆婆疯狂地叫喊一声，屋喽屋外顿时乱作一团。
院门被大个儿黄的兄弟们封住了，谁也逃出不去。大小孩玩只能慌忙奔向牲口厩和柴禾堆后面暂时猥琐躲避起来。
“大爷……大爷行行好，饶了我安家吧。”老婆婆边说边双手合什地跪下，被吓得下巴颏止不住地抖动。
“老太太，甭怕！接您老的孙媳妇跟咱过好日子去。”大个儿黄说着，一个箭步跨上前，把小姑娘夹在了腋下。另一只粗大的手，在怀里摸索了两个银圆扔在老太太面前的当地上，便大踏步地出了当院。
珍头，大名陶素珍，成为大个儿黄媳妇这一年才15岁，大个儿黄这年21岁。东局子村的李家傻儿子比珍头还小两岁，娶珍头时，还是个鸡巴上没长毛的孩子，不懂男女之事。大个儿黄把珍头扔在炕头上，晓得抢个黄花大闺女后，满心欢喜，对珍头更是恩宠有加。
“跟咱好好过，咱疼你一辈子。”大个儿黄瞅着珍头那蓝如秋水的大眼睛疼爱地说。
珍头点点头，幸福地靠在了大个儿黄的肩膀上。
珍头没生孩子那两年，东局子村转辗打听到她的去向，就常来东庙村要人，人来时，珍头就藏起来，死活不跟着回去。后来经过中人说和，大个儿黄又送了李家两头骡子、两担白面，把事情就这么私了了。
珍头给大个儿黄生了五个儿子三个闺女，五个儿子，老大黄德才，老二黄德印，老三黄德金，老四黄德银，老五黄德仓。三个闺女，老大容头，老二翠头，老三改头。
大个儿黄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日本兵开进了东局子村，建了炮楼。土匪少了，抢媳妇的事也很少发生。大个儿黄金盆洗手，专心务农。这期间，夫妻俩经常周济穷人。遇见有从门前路过的手艺人或逃荒的。珍头都端碗热茶或热粥出来。东局子村的李傻子没有饭吃了，也来东庙村找珍头借粮，珍头明明知道不能还，也还回回给装溜满的一布袋子。珍头的好名声慢慢传遍附近的村落，直到改革开放后，村里的老人们拉家常时，还常提起她。
拉鞭套（1930——1949）
日本兵来的那几年，治安好了。没有敢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打家劫舍的，但是，东庙村老百姓的日子却更难熬。
保长在村里，挨家挨户，为日本人筹集钱粮。都知道日本人难伺候，稍不留神，没准儿丢了性命。忙乎完日本人的差事，国民党地方军里的人又找到保长。保长也不敢得罪。又必须挨家挨户再走上一遭。
八路军游击队的人，从不找保长的麻烦，虽然没有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指令性的计划，可是，保长最怕的就是游击队，比日本人还怕。西庙村的保长，就是因为不知那块子，得罪了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失踪了。好几天后，村民在西庙村的后梁凹子里捡到了尸首，前庭印堂正当中，不偏不倚地吃了一颗枪子。
天刚擦黑，游击队就从山梁上下来，夜间寄宿在村里几户房子宽余的人家。队长王达志每晚都在黄普家过夜。与黄普的几个儿子兄弟相称。那时，煤油在山区很珍贵，只在黄普的正屋和堂屋的隔墙上开个方形槽口，放上一盏煤油灯，同时给两个屋子照亮。儿子们的屋里一律点火绳。老爷子好客，特别爱听王达志和他的游击队员调侃，待王达志为上宾。有时，全家的大小孩玩挤满了溜溜的一炕头，听王达志和他的游击队员们山侃海聊，饿了，奶奶（珍头）和儿媳妇熬玉米粥。困了，横七竖八就倒在老爷子的大炕上。
天亮的时候，游击队怕遇上日本人扫荡，早早就进山了。
其实，日本人很少来，据老辈人讲，后来查阅的资料也证实，东局子炮楼里的日本兵只有六个，“管理”着方圆几十个村寨。在收集这些资料，追忆这些历史的片断的时候，不能不为日本人“管理”效率之高而惊叹，更为我的祖先所具有的逆来顺受的精神而洒下悲凉的眼泪。而这种逆来顺受，近乎于非驴非马的骡子。
黄普老了，家境每况愈下，子女妯娌之间矛盾迭起。大家庭难以维持。老人不得不分家。他将几十年撕拼滚打才置办的园子、土地平分给了5个儿子。
老大黄德才的长子叫黄玉富，小名来富，长子长孙，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也不挣气，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黄德才病死后，没有几年的光景，就把从祖上分得的那点产业，挥霍光了。要说来富分到的那块地，是爷爷当年创下的“基业”里的最好的一块，十八亩地里最湿最肥沃，阳光最充足的一块黑土地。种什么，什么高产。来富把这块地买给了文合的一个儿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要买也该买给当家子。来富为此得罪了当家玉字辈的兄弟，爷爷大骂他败家子。从此，玉字辈的弟兄没有人再搭理来富的。
房没了，地没了，来富只好卷着铺盖住在四面透风的东庙里头。
村西头王景祥家原本日子还能过，一次，上山砍柴摔了腰。养好以后，就再也干不了重活，园子顾不过来打理，又雇不起人收拾。地荒了，收成大减。那年头，这队伍、那队伍的，时不长地征粮。就是年年好收成，都难以应付。更甭说欠收了。王景祥家举步维艰，光景一年不如一年。
春耕时节，村里很多家儿，瞅着来富吃没吃的，盖没有盖的。怪可怜的。就有意请来富过去帮助春耕，起码能挣口热粥喝。可人家来富咋说，种了，还不是给老日本。呐注了歇着！（注：方言，意思是还不如歇着）
景祥媳妇贰头也过来请来富，虽说二十五、六岁的贰头，那时在农村已不能说俊俏，但那对又大又圆的眼睛多少透着股啧机灵劲。
“哥哥诶！上我安家吧。”贰头说。
“你恩家有什么呢？”来富正对着太阳的挠痒痒儿，四周挂满了眵目糊的小眼睛迷缝开了。
“我安家有……有我安焐的热炕。准让哥哥睡着妥帖儿。”
“这活听着顺耳。”来富乐了，边说边下了东庙台子，跟着贰头家去了。
第二天，贰头就引着来富走了5里山路，梨耙自家开的后角坡的园子，来富闲散惯了，不出活。干不了一个时辰，就要歇下来喝水。水壶里的水快喝光了。老爷儿那天晒得出奇的厉害，贰头也渴了。扔下耙子，走到来富面前坐下，从他手里头接过水壶。摇晃一下，抿了一口。
“哥哥诶，省着点喝吧，水快没了！”贰头说。
“呐怕啥呢？水没了，我就嘬你的奶子。”来富的总是眯缝的小眼睛终于睁开，痴迷地望着贰头被汗水溻湿了的两个向上翘的大奶子，嘿嘿地憨笑着。
贰头的脸唰地红了，顺从地，被来富像饿狗一样地，扑在了草地上。
这一天，贰头和来富在园子里没干多少农活。
打这以后，情况改变了。来富地里的活不但干得好，还干得快。不知啥时起，也知道心疼起贰头，遇见累活，抢着干。再不让贰头插手。
景祥家这种暂时的“两夫一妻”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在那片山区被称作“拉鞭套”。也有叫搭鞭套或搭帮套的。和清末的抢媳妇一样，逐渐成为当地的习俗。
秋后，上交了各支队伍的公粮，景祥家所剩无几。如果留下来富过冬，恐怕粮食接济不到过年。景祥思忖，撵来富走，贰头肯定不乐意，她跟来富比跟自个儿还近乎。
不撵吧，更不合适，来富太能吃，一人吃两的，眼瞅着缸里的棒子往下落，他心焦得不行。
“哎，咱现在是矬子骑骡子，上下两难呀。”景祥叹息道。
“是不是要撵他？”贰头瞧出了景祥的心思。
“嗯，眼瞅着没吃儿了。”景祥不停地抽着闷烟。
“再凑合几天吧。”贰头说。
“凑合，凑合，老他妈的凑合！你就那么舍不得他？”老实巴交的景祥这回发起了脾气。
“我肚子里怀了他的身孕。”贰头耷拉下了头，羞怯地嘟囔着。
“那……那……那。又多个吃饭的。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景祥说着，呜咽地哭起来。还擤了一大把鼻子，甩出了窗外。
来富正蹲在窗户下偷听着，那大把的浓鼻涕正落在来富的头顶，他抹了一把，没敢出声。
第二天，村里人就有人看到，来富卷着铺盖，从西头景祥家出来，往东庙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带着哭腔唱着：
“住店你住大店
不要你住小店
大店里人儿多
茶水也方便…… ”
定成分（1950---1953）
八国联军进北京，袁大头当皇帝，小日本降了，全国解放。这一系列的历史大事儿，在东庙村人的眼里，不比东庙戏台上耍猴的、唱花脸的重要多少。村里人呀根儿不知道山外面还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但是，土改工作队进村，村里人觉出，真是改朝换代了。
土改工作队由乡里的副乡长马大雄亲自带队，这马大雄在抗战时期，是王达志游击队里的一个副班长，那时候，他没有来过东庙村，只听说，东庙村有个姓黄名普的大财主。
可马大雄见到黄老爷子时，老爷子已是家徒四壁，风烛残年的孤寡老人。住在老五黄德仓家院后的一间破草屋里。
马大雄犯了难，按照他理解的上面的精神，穷棒子翻身，就是要镇压大地主大汉奸。可他寻思，够上“大地主”条件的，这个村应当只有黄老爷子。眼下老爷子把园子和房都分了，财产一项，只有草房一间。显然不能再定“大地主”。
纠不出 “大地主”，只好纠 “大汉奸”。马大雄找来工作队的“秀才”，乡喽唯一的高小毕业生，乡武装部干事小刘问道：“小刘，你说，王文彬，当过保长，算不算大汉奸？”
“我安也吃不准？查查字典我安再说。”小刘把煤油灯移过来，翻开了字典。
“乡长，我安查到了。”
“书上咋说的？”王大雄急切地问
“给外国人做事。不过，这里说得是汉奸，纳闷咋没个大字儿。”
“哈哈，哈哈，够了，够了。就是他，就是他，他为日本干过事，为国民党干过事，就是他，要镇压！” 王大雄没有找到镇压的对象，愁了好几天了，这会子可以大声地笑了。
“乡长，可是……王文彬也为八路军做过事儿呀？”小刘说。
“什么事儿？”王大雄蹙起眉毛。
“给王达志的游击队送过军粮，家喽还留有王司令签名的奖励状呢！”
“吖，还有我老上司的奖励状！”王大雄惊讶道。
“听村里人说，王保长是个老好子人，游击队在村里住那么多年。从来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说，还每年从给日本人和国民党征集的军粮里面，扣出一部分送给了游击队。村里人还说，王文彬可善究了，经常地周济穷人。”
这又让马大雄犯了难。镇压不是，不镇压也不是。工作队集体讨论，最后拿出了意见，给八路军游击队干事儿，是应该的。给日本人和国民党干事儿，不应该。所以镇压还是要镇压，但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接下来的工作，该定富农和中农，按照财产状况来定，东庙村的家家户户都没有财产，几口大缸，一口大锅，三五个破被子成了全部家当。总不能全村人都定成贫农吧。如果按园子的多少来定。东庙村本是山地，除了十八亩地儿的那几十亩像点儿样的平地儿外，其他大块的山坡地，本是谁勤快谁开，谁开谁种，年年不一样，没有清晰的归属。村民们本来也不在乎定什么成分，可问了工作队定了有什么好处？工作队说，成分低了，子女能当干部，能吃商品粮。于是，村里人纷纷说，地不是他的。
东庙村天高地远，长期闭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风和习俗，村民之间交易土地，给几个钱或几头牲口就了事，根本不立字据、地契之类的东西。有时，连说和的中人都没有。就是有中人的，大多数也都不在世了。都说是他家的，他不承认，你也定不了。
定不了成分，分不了地，眼瞅着春耕来了，地还荒着，来年岂不是要饿死人吗？马大雄这回真熊了。抓耳挠腮的不知咋办。
还是秀才小刘灵活，他向马大雄建议：“这事向县喽汇报吧。”
东庙村的情况汇报到了县喽，县喽也做不了主。又到了省喽，省喽也做不了。据说最后到了中央。
两个月后，马大雄才接到县喽和乡喽的指示：按当地实际情况处理。
可是，春耕早已经过去了。
马大雄又找来秀才商量：“上面的精神下来了，咱们该咋办？”
秀才就是秀才，想出了全县独一无二，在东庙村又切实可行的方案。“既然财产、土地咱都说不清楚，那咱就用房子来定吧。谁家是一间，谁家就是贫农，谁家两间，谁家就是中农，谁家三间，谁家就是上中农，三间以上的是富农。”
工作组讨论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人口多的住三间和人口少的住三间不是一码字儿事儿。马大雄一听就不耐烦了。“他妈的，咱们定的是家庭成分，干人口、牲口啥事？我看就这么定了。”
工作组里的人纷纷表示，我安都是文盲半文盲，我安都不懂党的政策和策略，马乡长说了算。
按照这个方案，黄普老爷子定了个贫农，儿子辈儿里，老大老二病故了，其他三个儿子定了中农，孙子辈儿中独立成家的，大多数都定了贫农，只有来富没有房子，定了个贫雇农。是全村成分最低的。
成分好不容易定完了，村长该由谁当呢。马大雄又面临了棘手的问题。扒啦扒啦村里的几个贫雇农，能走得动道儿的，就剩下来富、瞎瘪青和傻丫头。傻丫头不用说了，来富和瞎瘪青在旧社会都拉过鞭套，在村里名声不甚好。哎，实在是挑不出像样的人儿了。比较两人的品行，来富看着更老实些。于是，马大雄做出决定要来富当村长。
土改工作队找到来富，告诉了组织的决定。来富说：“呐算啥呢儿，注了我安现在自在呵！”
工作队还要继续做来富的工作，来富合着眼索性听也不听，又带着哭腔，唱起了他唱了二三十年的小调：
“住店你住大店，
不要你住小店
大店里人儿多
茶水也方便……”
工作队再去东庙找来富做工作时，不见了来富的踪影。
“他妈的，狗杂种，找瞎瘪青去，让瞎瘪青当！”马大雄狂吼道。
敢情瞎瘪青和来富还不太一样，来富起码爱睡个固定的地儿，而瞎瘪青那儿都睡。牲口棚、草料堆、空着的南猪圈，狼窝子里也睡过。工作队上哪儿找他。只能托人捎了口信。还真有碰上他的说给了他。瞎瘪青知道后，就蒸发了。一直到几年后马大雄走了，村里人才见到了来富和瞎瘪青。
乡喽县喽的书记，都跟马大雄郑重地表态，找不到人，你自个儿就给我兼着吧，啥时候给我找到了人，啥时候给我下山。
破四旧（1953---1970年）
土改那年的春耕时节，村里人都忙着听马大雄定成分了，没有顾得上拾刀园子，秋收时，棒子产量锐减。等熬到了冬天，几乎家家都揭不开锅。营养状况不好，村里频频地“走”人。
黄普老爷子那一辈分的人几乎就走了，只剩他一个了，他感到自己的时辰也快到了。
一日夜里，黄德仓听到后院老爷子的哭泣声音，马上跑过去。
“爸诶，咋了？那不舒坦？”
“舒坦，就是想你妈了，你妈找我来了，她要拉我走。”
“爸诶，您老身子骨还硬朗呢，可别说这话。”说着，德仓也哭了。
“德仓诶，爸爸没气力了，没有气力活下去了，再活就成了你们的累赘。”
“爸诶，您老可别说这……”德仓哽咽得不能说下去。
一周后，老人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老人已不能说话，手比划着，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还没有交代。仿佛走得匆匆忙忙。
就在这一年，当年的游击队司令员王达志将军来到省里考察工作。全过解放没多久，王达志经聂帅推荐出任共和国某部的副部长。
他向陪同的省委副秘书长要求，去东庙村走一走，看看当年支援过游击队的父老乡亲。
在由地到乡的各级书记簇拥下，王达志一行徒步走进了东庙村，看到民生凋敝，土地荒芜，村民骨瘦如柴。王达志一路上面带微笑的脸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他首先打听的人就是黄普老爷子，马大雄抢先回答：“冬天时，老了。”
“黄老爷子可是好人呀，我们不能忘了那家人呵。”王达志满怀深情地说。
王达志一行走到村西头的时候，有几个村民跪拜在迎面的土路上，其中还有两个瘦骨嶙峋面带菜色的孩子。上前一打听，才知是王文彬的儿孙们。手里还捧着当年王达志签署的奖状。
马大雄颐指气使地对王文彬的家人喊道：“赶紧让开！”
“怎么一回事？”王达志严肃地对马大雄说。
“村里大汉奸的家属们在闹事。”马大雄回答。
“汉奸是谁呀？”王达志问
“伪保长，王文彬。”马大雄说。
王达志沉默了，在随行的众多地方官面前，他强忍住了悲愤。
在王达志一行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县喽不久，东庙村的王文彬就放了回来，马大雄也调回了乡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王文彬再一次被纠出来，但还没有等到挨批斗，老人就去世了。
而马大雄自打回到了乡里，一直没有受到重用，直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
王达志在文革时代曾当选为中央委员。后被打倒，又被平反。他的生平在国家档案馆里不难查阅，这里不再赘述。
马大雄离开东庙村的时候，乡喽物色王文合的一个孙子叫王俊田的当大队长（村长），起初时候，王俊田说啥也不干。后来不知咋地，他不执拗了。服从了公社（乡）的安排。
王俊田很有点儿雄心壮志，带领社员什么时髦的事情都没有拉下。大炼钢铁，烧旧书，拆破庙，唱样板戏。风风火火地折腾了几年。
俊田就认这么个死理儿，东庙村穷，不是因为别的什么，主要是因为懒，懒是一种“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要改变东庙村的贫困落后面貌，靠合作社，生产队还不够，还必须“移风移俗”。懒惰就是一种最可怕的习俗。俊田后来的近20年的大队长生涯，都是围绕改变习俗进行的。
在那个年代，说实在的，能有这种想法，特别是在基层政权中能有这种想法，不简单。
俊田要治“懒”的问题，于是，来富、瞎瘪青等10来个靠乞讨为生的穷光棍，分别被分配在三个生产队里，“改造”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
来富和瞎瘪青被俊田指定到了第一生产队参加劳动，一队的人，大多数是黄姓家族的人，下地的时候，他们不指望来富能干活，只要在歇工的时候，来富能给大家唱个小曲，或说几句俏皮话，让社员们寻个开心，大伙就心满意足。尤其是小字辈们，都非常喜欢来富和瞎瘪青。
为啥喜欢，村里人谁也说不清楚，喜欢本来就没有理由。
每天，吃完饭，小字辈们就不约而同地跑出家门，围在来富或瞎瘪青的周围，听他俩白话，有时，一大堆人听两人一块白话，更多时候，孩子们分成两堆，听两人分别白话。
这时的东庙，已经被拆除，在原地基上，盖起来一大排房，成了村公所（大队部）。在村公所里，辟出了三间房，给村里的无保户当宿舍。来富、瞎瘪青和傻丫头他们，都睡在里这三间房里头。为此，还被评为乡喽的先进。
在村公所院里，生长着一棵枝叶繁茂、树荫遮蔽的大槐树，那本是一棵老树，在拆除东庙时，幸免于砍伐。这会儿，正好成了孩子们听来富或瞎瘪青白话的理想的庇荫场所。
来富的故事，多是些老掉牙的段子，四郎探母，十二寡妇征西，走买城，窦尔墩打擂台等。
瞎瘪则讲另一类的故事，按我们现在的术语，类似于荤段子。
黄德金的重孙子贵头，那年也就是6，7岁，爱提问，在听瞎瘪青讲配种的故事的时候，突然问瞎瘪青：“您说，驴下小驴要配，人下小人儿要配吗？”。
瞎瘪青乐了：“回家问你妈去。”
贵头回家真地问他妈了，贵头妈本来就对孩子魂勾似地往外跑不满，这回总算找到了出气口，拉着孩子就去了俊田家。
“瞎鳖青不教孩子学好，您管不管？”贵头妈怒气冲冲地朝俊田说。
“教小子什么了呢？”俊田问。
“贵头，你说，瞎瘪青教什么了？”贵头妈说。
“教配种。”贵头天真地说。
俊田看着孩子天真可爱的样子，忍俊不住地笑了。
“呐，不是，在南猪圈，在配种站老能瞧见吗，也没有啥大惊小怪的，我回来说说他，你娘儿俩先回去吧。”
贵头妈悻悻地领着贵头走后，因为目地没有达到，就对瞎瘪青产生嫉恨。
有一年中秋前后，贵头妈上山坡，捡拾队里刚收剩下的栗崽（散落在草里或石头缝里的小个栗子），她刚一上北坝台，就碰巧瞧见，瞎瘪青搂着村西头的李寡妇在一块大石头上亲嘴儿。她脸刷地就红了，赶紧下了坝台，跑回了村里。
贵头妈把这一“重要情况”说给了妇女主任，妇女主任又说给俊田。
这李寡妇原本是王家门的媳妇，虽然比俊田大不了几岁，但按辈分来说却是俊田的叔婶。光天化日之下，叫人家瞧见了有这种事儿，俊田多少也觉得寒掺。
等到俊田找瞎瘪青说这事儿时，瞎瘪青却死不认帐。
这可惹恼了俊田。俊田心想，你瞎瘪青吃队喽喝队喽住队喽的，完全是得我安的计。玩了我安当家婶子，还她妈不给我赔个不是。好啊，真有你瞎瘪青的，走着瞧。
“真有你嗯的，走着瞧！”俊田心里想着，越想越气，不由自主地磨叨出来。
瞎瘪青最不怕来硬的。
“你嗯还把我安咋着呢？我安瞧着！”瞎瘪青也急了。
“有种！别让我安逮着，逮着了，瞧我安怎样拾刀你嗯。”俊田想着，瞧瞎瘪青上来了牛脾气，终于控制住，没磨叨出口。倒退20年，瞎瘪青是村里没有人敢招惹的楞头青，虽然上了点岁数，毕竟，那时的余威还没有完全殆尽。
俊田和瞎瘪青说掰了，结下了梁子。
过了一个来月，有一天傍晚，妇女主任在村公所，瞥见瞎瘪青朝村西头溜去，她估摸，准是去找王寡妇“搞破鞋”去了。就急匆匆地找到了俊田，报告了“紧急情况”。俊田又赶紧找到王天哲（大队会计），他俩一人预备了一根棍子。摸着黑，快步赶到了王寡妇家。
俊田在当院的柴篱栅外，透过王寡妇家纸窗户往屋里张望，黑乎乎的，啥也瞧不见。听声音，好像是有动静。
俊田开始想冲进院里，但转念一想，王寡妇好歹是当家的叔辈婶子，怎么着也得给点面子，另外，太莽撞行事说不定会得罪了族人。不如就在院子外守着，等到瞎瘪出来的时候，不轻不重地在他的性门上来他妈的那么一下子。
他还悄声地嘱咐王天哲：下手时，悠着点劲儿。
不出一个时辰，王寡妇屋里的煤油灯亮了，马上又熄灭。两扇堂屋门罅出一道缝，刚好够王寡妇探出头向当院外张望。随后，一个黑影从堂屋门出来，矫捷地走进了当院，一边走，一边还装着夹袄。
俊田屏住呼吸，攥紧了手中的棍子，准备随时抡起。
纳闷！看黑影的个头，咋不像瞎瘪青，咋像黑二？俊田寻思着。
俊田有个多年改不掉的老毛病，上面已经介绍过。在要紧的关头，想心事儿的时候，有时往往控制不住地就念叨出来。
“谁？”
那黑影听到有人，倏地折了方向，越过篱笆，飞快地朝后坡跑去。
俊田跟在后面紧追，眼瞅着黑影跑进了坟地，躲闪在坟头的后面。
俊田思忖着：只要我把住了坟地口，就不怕你小子不出来。后坡来回的路，就这么一条，瞧你他妈的还能等到天亮吗？我倒要瞧瞧你到底是谁！
老天哲对捉奸本就没有啥兴趣，迫于大队长的压力，不能不来。他瞧着俊田跑在了他前头，而且越拉越远。他却逐渐地放慢了脚步，后来，索性跟在后头慢慢地溜达了。
这一溜达，就从另一条小岔路溜达回了村子，他想，黑影和俊田准是从这小岔路跑回村喽了。
俊田在坟地路口守着，等了老半天，不见黑影出来，也不见天哲跟上来。
猜想，天哲可能是从岔路回村喽了。那也不赖，天哲一回到村喽，不见我安回去，一定还会返回来。要是老天哲从大队拿了电筒来，就有好戏了，瞧你还往哪里跑！
俊田欣喜若狂地盘算着，扑哧地乐了。
他一边想，一边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烟袋和火石，打算抽一袋。
正划火石的当儿，黑影从坟头上一跃而起，抽起俊田身旁的棍子，冲俊田的脑门，猛地敲击了一下。黑，准，狠！俊田立马倒下不省人事了。
俊田醒来的时候，东边的山坡顶上已泛起一大片红晕，不一会，太阳就钻出来，照亮了整个山村。
王天哲一直没有来。
俊田用手摸摸脑门上的包，觉得一股子钻心的痛，半晌没有回过神来。
在冰凉的山坡上躺了一宿，他算是整明白了，敢情那老天哲除了会给他做点儿花帐，克扣点公粮，偷着卖点儿酒钱，其实啥事儿也干不成。
不只是老天哲，他自己也是，啥都干不成。
东庙村还是东庙村，你拿它根本没有办法。
分田地（1970----1990）
1976的正月，黄德仓在东庙大队场院晒太阳的当儿，冲着来富，瞎瘪青等一伙老人说：“老天爷，该收人了。”
1976年夏天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在那一年相继逝世。
黄德仓在准确地预见未来之后，自己也走了。走之前，老人用饱含沧桑的、对人事洞明练达而又无限留恋的眼神，瞧着军头、民头、朋头、友头等几个重孙子。
留下遗言：真想再活几年，能瞧着重孙们娶媳妇。
是的，东庙村太穷了，盼望子孙们能娶上媳妇，已成为老辈子的最大祝愿。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东庙村才通上电。所以那时，村民对用电的玩意极其陌生。在一次生产队打麦子的时候，黄德银有个孙儿——小名黑二，就是因为对收割机这种“新”玩意不熟悉，摆弄不当，结果被轧掉了一只手。
在黑二成了残疾的同时，他也成了东庙村历史上，继来富、瞎瘪青之后的，新一代的穷光棍。在这新生代中，还有黄家门另一位后生——冬头。后面有他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村民起先听说，大队生产队的园子地，要按人口分到各户。还都不敢相信，没想到没有过多久，政策就真地施行了。
分地的那阵子，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政策一时一变，说不定，谁承包多了谁吃亏。”是当时村民的普遍心理。
黑二硬是不要土地，生产队长说和了几次，可不管你咋说，他就是不要。但当生产队的8头大黄牛，两头大骡子没有家庭敢领养的时候，黑二却执意要领养。
懒得连地都不种，还能伺候牲口，生产队长琢磨着，没有答应。
当时，村民很苦，养人都难，谁家也不敢认领牲口，都怕给队喽的牲口饿死了。
在几头大牲口无其他人领养，实在无法处置的情况下，队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黑二的请求。
牲口给了黑二，他没放几天牲口就烦腻了，他那能受的了那份罪。起早贪黑地满山坡转悠，啃了谁家的庄稼，还要挨谁的骂。
黑二想反悔，生产队长不干。
当时生产队已经解散。生产队长干与不干，牲口实际上都没有了主儿。给谁，谁都不要。
黑二本来就胆大，敢做敢当。他一气之下，把牲口拉到口外，倒给了牲口贩子。足足卖了一千多块。这钱数，对东庙村的农民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村民听说后，纷纷恼了，告到了乡喽讨说法。
乡喽也吃不准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就请示了县喽。县喽懂政策的人说，黑二的行为不犯法，黑二，对队喽分给他的几头牲口有处置权。
后来，村民都争抢队喽的财产，但为时已晚，队喽就剩下两台破农机了，冬头赶在大伙的前头，抢先给当废铁买了。
黑二有了钱，就想去北京逛一逛。临行前，黄家门的老少爷们都来为黑二送行，回来时，又都赶来听黑二白话城儿里的见闻。
城儿里的马路多宽？城儿里的大楼的高？城儿里的汽车多少？城儿里的娘儿们多白？老少爷儿们眼睛一眨都不眨地听黑二瞎白话。
当问起城儿里的娘们儿的脸蛋有多白时，黑二嘲讪地说：“多白吗……打个比方，咱乡下人的屁股有多白，城里人的脸就有多白。城里娘们儿的脸蛋，就好比……在咱乡下人的大白屁股上画了两个眉毛。”
众人都乐了。
黑二从北京回来时，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些书籍。有小说，有算数，有几何，还有农科方面的。他把这些书送给了几个正在念书的孩子。
朋头，玲头，民头等后来通过考学走出农门的后生，现今回忆起来，全都感激黑二当年转播“文化知识”之恩。
冬头和朋头都是老黄普的第五代蔗孙，冬头比朋头大几岁，朋头小时候，就爱还和冬头一起玩耍。
朋头喜欢冬头的胆量——敢从3米多高的房顶跳下来；敢在没有鞍辔的驴背上直立站起来，抽打着驴，疯狂地奔跑。朋头还喜欢冬头的“渊博的知识”——能把三国演义逐章逐节地讲给朋头听。以致朋头后来在县城念高中时，在读《三国演义》原著的时候，当发现书里写的，和冬头当年给他讲的相差无几时，还对冬头的好记性，佩服得五体投地。
朋头童年时，学校没有性知识教育，如果说，朋头这方面的知识没有拉下，全凭冬头的“传播”。
有一回，朋友跟着冬头在山坡上放驴，朋头看到一对男女赤裸着下身，卷缩在一块大板石上，就指给冬头看。
“哥哥诶，呐是干啥呢？”朋头问。
“呐，左啵搞破鞋呢呗！”冬头说。
“哥哥诶，你嗯咋不上去搞搞呢？”朋头又问。
“那咋儿成呢，我瞅着那妇女，好像我安二婶子。”冬头回答着，并反问朋头，是不是他的二婶。
“是，是我安叔辈二婶！”朋头也看清楚是谁了。
“走，朋头，咱今儿回去，给我安二叔说去。”说者，冬头拉着朋头去另外一个山包找驴去，准备下山。
下山回村，冬头在寸口正好碰见他二叔，就把见到的“西洋景”说给了二叔。二叔听后勃然大怒。
“小杂种操的，你他妈的鸡巴没长毛，就他妈的胡说八道，我安揍死你！”二叔骂着，恶狠很地扁了冬头两耳光。
冬头见势不妙，撒丫子跑开了。
为这事,冬头妈跟小叔子干了一架，之后的好长时间里，两家妯娌没有说过话。
上世纪80年代，朋头在县喽城关中学备战高考，便与冬头失去联系。后来听说，冬头买了自个儿住的房子，把家产挥霍一空，成了无保户，搬进了村公所。冬头是东庙村的最后一批无保户。
后来又听说，冬头因为偷了村里的电机被押进了大狱。后，越狱逃跑，过了长达数年的逃亡生活。
在一次扒火车的途中，冬头从车厢上掉下来，轧了左腿，成了残疾人。他被遣送回到村里。
90年代，朋头在一次探家时，见到了冬头，那时冬头已惨不忍睹。
空巢行（1990——至尽）
上世纪最后的十来年里，东庙村的村长频繁更换，如走马灯似的。
下台的原由，都是因为修路、盖房、建学校、建企业的过程中，村长拿了公家的水泥砖头，盖起了自个儿家的房子。
先说修路。清朝末年，东庙村通往山外的路，就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宽度刚好能过一辆大车。逢大雨时节，路上泥泞，人车不能出行。
在日本人统治期，黄普、王文彬等几个大户组织村民上山取石，然后，一箩筐一箩筐地往土路上垫，垫出了一条石子路。
石子路一直沿用到80年代。
90年代，这条“古”道，已远不能适应村民交通往来的需要。所以村里向乡喽县喽申请建公路。经费划拨下来，从县喽还来了专业人士帮助规划，村长组织劳力施工。在施工中，村长们捞足了油水，路一修好，就盖起了自个儿家的房子，献给村民的却一条豆腐渣工程。公路使用不了多久，路面就塌陷、断裂，以致不能走车。
村民不满，告状的多，村长就轰下台了。
换上去的新村长，还是因为路没有修好而被撵下台，因为修路，连续换了两任村长。
因为盖房建小学，换了三任村长。原由也如出一辙。
可由于办乡镇企业，却把一位村长下了监狱。这位村长利用农民急富心理，骗取了农民的大量钱财。
换村长的事儿，不再赘说。
2004年，朋头邀请玲头回家乡做专访。东庙村已成名副其实的“空巢”。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村里的年轻人，沿着黄普“古”道陆续地走出了村寨，走出了大山。走了20多年，能走的，差不多都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朋头和玲头是最早沿黄普古道走出大山的两个年轻人。当时年轻，现在也都已经步入中年。现今儿，在同辈兄弟中，只有冬头还在村喽，靠着救济，顽强地活着。
军头、民头等也在80年代走出大山。军头经过十多年的流亡、打工生活，到90年代末，在地区市办起了果品厂，每年有20来万的收入。
民头也经过十多年的漂流打工生涯，后来成为南方一家汽车制造厂的财务经理。
贵头在县城开了一家旅馆，每年也能赚个10来万。
黄普第5代后人中，只有冬头，在数年的逃亡后，被遣送回村里。 上文已介绍，不再叙述。
冬头领着朋头和玲头来到了后坡坟地祭祖，黄普坟上，已蒿草丛生，间或冒出的几朵兰色野花引来一群黄蜂在坟头上翁翁地飞，等到这三个后人走近时候，它们又善解人意地迎着暖阳打着旋儿地飞远了。那临别时的依依不舍的样子，倒叫朋头和玲头生出几分感动。
玲头带着一颗虔敬之心跪在爷爷黄德仓的坟前，爷爷生前最喜欢这个孙女，预言小玲头儿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铃头没有辜负爷爷的厚望，80年代，以全县头名的成绩，考上大学，现在成为省报的副主编。
由于贫困和疾病，黑二也过早地“走了”。他的坟，在大坟场外另开出的一块小坟地上，孤零零地伫立着，静默地守侯着的祖先。自他死后，还从来没有人为他祭奠。他是黄普四代中最先离开人世的。
由于大坟场空间有限，从黑二开始，村里已不允许在大坟场入殡。黑二死后，不得不离开祖坟下葬。
纵观黑二一生，留给朋头和玲头的最大念想，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转播文化”之功，一想到此，朋头和玲头的眼里就充满了无限感激的泪花。
现任村长是当年村喽姑娘中最俊俏的花头，现在，也有30多岁了。听冬头说，花头在上世纪90年代，去了南方，在发廊、夜总会都干过。后来有了本儿，就在天津的一个批发市场搞起了生意，赚了不少钱。不知啥时，结交了现任的乡长，乡长认为，花头是能人，东庙村要致富，少不了这样的能人带领。于是，乡长邀请花头，回村里参加村民直选。
花头有钱，请了王家门的远近亲戚喝酒吃饭。投票那天，王家们的人都投了她的票，结果，花头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村长）。
花头带着丈夫和孩子回来了。在岔路口建起了一座旅馆，给公路上来往的客人提供歇脚之所，生意不太好，勉强维持，也不知能维持多久。村里事儿，花头很少管，每天，开车穿过十八亩地，跑回村公所，把事儿交代完，就匆匆地走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个儿经营的旅馆里。
“回来就不容易！这么多年了，村里出去的年轻人，就我安和花头回来了！”冬头如是说。
冬头带着朋头和玲头来到村公所时，映入眼帘的是村公所院墙上的“要想富，先修路”的六个大字。这是90年代初刷在墙上的，十好几年的风吹雨打，白底儿之下已衬出“人民公社就是好”的“老字号”标语。
村公所院里的那棵大槐树依然还在，可顶端的枝桠已干枯、颓萎。
朋头一走在大树下，就又想起了儿时听来富、瞎瘪青讲故事的岁月。是悲戚，是欢乐，说不清楚。
没有见到花头，朋头和玲头有些失望。他们真想见到她，但见到之后说什么呢？更不清楚。
2004年秋季，朋头给省城的玲头打去电话，问为什么没有写完关于东庙村的专访文章？
玲头回答：“我每次回过家乡后，都非常沉重。它使我写着写着，被迫撂下笔。多少事，欲说还休。”
写于2005元旦
附东庙村黄姓、王姓家谱简表：
第一代 黄普、陶素珍（珍头） 王文和之子、王文彬
第二代 黄德才、德印、德金、德银、德仓、容头、翠头、改头 王景祥、贰头、王寡妇
第三代 来富（黄玉富，德才之子）、瞎瘪青 王俊田（村长，文和之孙）
第四代 黑二（德银之孙）
第五代 贵头（德金重孙）、冬头、军头、朋头（德仓重孙）、玲头 （德仓重孙女） 花头（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