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庙村——话春秋
抢媳妇（1880——1930）
相传，在山西大槐树下那一大堆准备流动的人口中，有个姓黄的黑白铁手艺人，流浪到一处深山里的三岔路口时，走不动了，停下来歇脚。没过多久，有一个骑毛驴的老头缓缓也来到三岔口路。老头问了黄的祖籍、姓氏、贵庚后，看这小伙子相貌憨实，又有手艺。主动愿意给小伙子找个歇脚的地方。
跟我来吧！老头随后就带着小黄往通往山里的一条小岔路走。边走还边和小伙子唠嗑。
在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约莫行了半个时辰，突然进入一片大开阔地。小伙惊奇地看到在肥沃的黑土地上长满了一个人多高的荒草和野生高粱。老头告诉小伙，这地名叫“十八亩地”。过了“十八亩地”，前面有个村子叫东庙村，因村东头有一破旧的关帝庙而得名。
“你进村后，就先在那破庙里歇脚吧。”说完，老头须臾就不见了。长辈们都说，那老头就是张果老。
老辈子的时候，四面环山的东庙村只有3户人家。是神仙把黄姓血脉引进了东庙村。
到了清朝末年，黄姓后人中方出了一个人物，也就是一个在那方圆附近村寨闻名的人物——黄普。据说，黄普自幼就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学祖传手艺，也不愿意务农，专爱使枪弄棒练把式，长到18岁时，练就了一身工夫。个头又大，村里人都称他“大个黄”。四百多斤重的石碾子，他能搬起围着场院走两三遭，一口气不喘。一人多高的院墙，一个跨步就能跃过去。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山里的土匪经常出没附近的村落，抢财物，抢媳妇。山高路远，村民们来不及报官，因此纷纷请黄普给予“保护”，黄普的一身把式总算没有白练，派上了用场。
那时，山里的穷家小子根本娶不起亲。有不甘心一辈子当光棍的，都别无选择地参加了土匪。因为在土匪队伍里，有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待遇，能给娶不起媳妇穷小子抢媳妇。东庙村方圆几十里内，就有十多支这样的土匪队伍。
一日，村西头文合他爹匆匆跑来，哭诉几个土匪打伤了文合，抢走了文合媳妇。黄普听后，扔下茶杯，抄起花枪和七节鞭就追出村来。追到十八亩地，赶上了那伙强盗，交手没有几下子，他就挑下了强盗手中的家伙，把几个强盗捅翻在地上。强盗服输，留下几匹当时山区最豪华的交通工具——骡子和文合媳妇。
从此，“大个黄”在方圆几十里的山区出了名。以后，“请”的人多起来，一开始是临村的“请”，后来几十里外的远村也“请”。起先请“大个黄”是为“保护”，后来索性请“大个黄”去抢媳妇。那年头，土匪和村民本就分不清楚谁是谁，抢与反抢成了当地的习俗。“请”的人多了，大个儿黄也富起来，粮食吃不完，骡子好几头。成了东庙村的首富。
温饱解决，就想起媳妇，村里倒是有几个提亲的，相貌丑陋，大个儿黄瞧不上。后来听说山下东局子村，有个李姓人家的傻儿子刚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口外姑娘。大个儿黄动了心，叫来把子兄弟，说明了意图，给了赏钱。骑上几头骡子就下山了。
他们在东局子村附近的客栈住了几日，摸清了富户人家的位置、地形地貌。一日早晨，下地时间刚过，他们就趁势杀进了村里。抢媳妇的队伍有个规矩，要在骡子的背上铺块红缎子布，村民一看就知，不为了粮食而来，也就不用落荒而逃。被抢的媳妇一旦被驮上盖着红缎子的骡背上，说明江山易主，就不能乱动弹，除非有英雄救美。
大个儿黄冲进了李家当院，李家父子下地干活了，只剩下妇女们留在家中，大个儿黄一眼就瞧见一个俊俏的穿红夹袄的小姑娘,正在跟一位老婆婆收拾柴禾。估计要“接走”的人就是眼前这个，便上前搭讪道：“小妹子，咱来接你来了，跟咱走吧。”
“你是谁，俺不认得你，咋就跟你走？”小姑娘天真稚气的脸上透着疑惑，十分可人。
“珍头，快跑！胡子来了。”老婆婆疯狂地叫喊一声，屋喽屋外顿时乱作一团。
院门被大个儿黄的兄弟们封住了，谁也逃出不去。大小孩玩只能慌忙奔向牲口厩和柴禾堆后面暂时猥琐躲避起来。
“大爷……大爷行行好，饶了我安家吧。”老婆婆边说边双手合什地跪下，被吓得下巴颏止不住地抖动。
“老太太，甭怕！接您老的孙媳妇跟咱过好日子去。”大个儿黄说着，一个箭步跨上前，把小姑娘夹在了腋下。另一只粗大的手，在怀里摸索了两个银圆扔在老太太面前的当地上，便大踏步地出了当院。
珍头，大名陶素珍，成为大个儿黄媳妇这一年才15岁，大个儿黄这年21岁。东局子村的李家傻儿子比珍头还小两岁，娶珍头时，还是个鸡巴上没长毛的孩子，不懂男女之事。大个儿黄把珍头扔在炕头上，晓得抢个黄花大闺女后，满心欢喜，对珍头更是恩宠有加。
“跟咱好好过，咱疼你一辈子。”大个儿黄瞅着珍头那蓝如秋水的大眼睛疼爱地说。
珍头点点头，幸福地靠在了大个儿黄的肩膀上。
珍头没生孩子那两年，东局子村转辗打听到她的去向，就常来东庙村要人，人来时，珍头就藏起来，死活不跟着回去。后来经过中人说和，大个儿黄又送了李家两头骡子、两担白面，把事情就这么私了了。
珍头给大个儿黄生了五个儿子三个闺女，五个儿子，老大黄德才，老二黄德印，老三黄德金，老四黄德银，老五黄德仓。三个闺女，老大容头，老二翠头，老三改头。
大个儿黄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日本兵开进了东局子村，建了炮楼。土匪少了，抢媳妇的事也很少发生。大个儿黄金盆洗手，专心务农。这期间，夫妻俩经常周济穷人。遇见有从门前路过的手艺人或逃荒的。珍头都端碗热茶或热粥出来。东局子村的李傻子没有饭吃了，也来东庙村找珍头借粮，珍头明明知道不能还，也还回回给装溜满的一布袋子。珍头的好名声慢慢传遍附近的村落，直到改革开放后，村里的老人们拉家常时，还常提起她。
拉鞭套（1930——1949）
日本兵来的那几年，治安好了。没有敢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打家劫舍的，但是，东庙村老百姓的日子却更难熬。
保长在村里，挨家挨户，为日本人筹集钱粮。都知道日本人难伺候，稍不留神，没准儿丢了性命。忙乎完日本人的差事，国民党地方军里的人又找到保长。保长也不敢得罪。又必须挨家挨户再走上一遭。
八路军游击队的人，从不找保长的麻烦，虽然没有按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指令性的计划，可是，保长最怕的就是游击队，比日本人还怕。西庙村的保长，就是因为不知那块子，得罪了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失踪了。好几天后，村民在西庙村的后梁凹子里捡到了尸首，前庭印堂正当中，不偏不倚地吃了一颗枪子。
天刚擦黑，游击队就从山梁上下来，夜间寄宿在村里几户房子宽余的人家。队长王达志每晚都在黄普家过夜。与黄普的几个儿子兄弟相称。那时，煤油在山区很珍贵，只在黄普的正屋和堂屋的隔墙上开个方形槽口，放上一盏煤油灯，同时给两个屋子照亮。儿子们的屋里一律点火绳。老爷子好客，特别爱听王达志和他的游击队员调侃，待王达志为上宾。有时，全家的大小孩玩挤满了溜溜的一炕头，听王达志和他的游击队员们山侃海聊，饿了，奶奶（珍头）和儿媳妇熬玉米粥。困了，横七竖八就倒在老爷子的大炕上。
天亮的时候，游击队怕遇上日本人扫荡，早早就进山了。
其实，日本人很少来，据老辈人讲，后来查阅的资料也证实，东局子炮楼里的日本兵只有六个，“管理”着方圆几十个村寨。在收集这些资料，追忆这些历史的片断的时候，不能不为日本人“管理”效率之高而惊叹，更为我的祖先所具有的逆来顺受的精神而洒下悲凉的眼泪。而这种逆来顺受，近乎于非驴非马的骡子。
黄普老了，家境每况愈下，子女妯娌之间矛盾迭起。大家庭难以维持。老人不得不分家。他将几十年撕拼滚打才置办的园子、土地平分给了5个儿子。
老大黄德才的长子叫黄玉富，小名来富，长子长孙，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也不挣气，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黄德才病死后，没有几年的光景，就把从祖上分得的那点产业，挥霍光了。要说来富分到的那块地，是爷爷当年创下的“基业”里的最好的一块，十八亩地里最湿最肥沃，阳光最充足的一块黑土地。种什么，什么高产。来富把这块地买给了文合的一个儿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要买也该买给当家子。来富为此得罪了当家玉字辈的兄弟，爷爷大骂他败家子。从此，玉字辈的弟兄没有人再搭理来富的。
房没了，地没了，来富只好卷着铺盖住在四面透风的东庙里头。
村西头王景祥家原本日子还能过，一次，上山砍柴摔了腰。养好以后，就再也干不了重活，园子顾不过来打理，又雇不起人收拾。地荒了，收成大减。那年头，这队伍、那队伍的，时不长地征粮。就是年年好收成，都难以应付。更甭说欠收了。王景祥家举步维艰，光景一年不如一年。
春耕时节，村里很多家儿，瞅着来富吃没吃的，盖没有盖的。怪可怜的。就有意请来富过去帮助春耕，起码能挣口热粥喝。可人家来富咋说，种了，还不是给老日本。呐注了歇着！（注：方言，意思是还不如歇着）
景祥媳妇贰头也过来请来富，虽说二十五、六岁的贰头，那时在农村已不能说俊俏，但那对又大又圆的眼睛多少透着股啧机灵劲。
“哥哥诶！上我安家吧。”贰头说。
“你恩家有什么呢？”来富正对着太阳的挠痒痒儿，四周挂满了眵目糊的小眼睛迷缝开了。
“我安家有……有我安焐的热炕。准让哥哥睡着妥帖儿。”
“这活听着顺耳。”来富乐了，边说边下了东庙台子，跟着贰头家去了。
第二天，贰头就引着来富走了5里山路，梨耙自家开的后角坡的园子，来富闲散惯了，不出活。干不了一个时辰，就要歇下来喝水。水壶里的水快喝光了。老爷儿那天晒得出奇的厉害，贰头也渴了。扔下耙子，走到来富面前坐下，从他手里头接过水壶。摇晃一下，抿了一口。
“哥哥诶，省着点喝吧，水快没了！”贰头说。
“呐怕啥呢？水没了，我就嘬你的奶子。”来富的总是眯缝的小眼睛终于睁开，痴迷地望着贰头被汗水溻湿了的两个向上翘的大奶子，嘿嘿地憨笑着。
贰头的脸唰地红了，顺从地，被来富像饿狗一样地，扑在了草地上。
这一天，贰头和来富在园子里没干多少农活。
打这以后，情况改变了。来富地里的活不但干得好，还干得快。不知啥时起，也知道心疼起贰头，遇见累活，抢着干。再不让贰头插手。
景祥家这种暂时的“两夫一妻”的生活，在那个时代，在那片山区被称作“拉鞭套”。也有叫搭鞭套或搭帮套的。和清末的抢媳妇一样，逐渐成为当地的习俗。
秋后，上交了各支队伍的公粮，景祥家所剩无几。如果留下来富过冬，恐怕粮食接济不到过年。景祥思忖，撵来富走，贰头肯定不乐意，她跟来富比跟自个儿还近乎。
不撵吧，更不合适，来富太能吃，一人吃两的，眼瞅着缸里的棒子往下落，他心焦得不行。
“哎，咱现在是矬子骑骡子，上下两难呀。”景祥叹息道。
“是不是要撵他？”贰头瞧出了景祥的心思。
“嗯，眼瞅着没吃儿了。”景祥不停地抽着闷烟。
“再凑合几天吧。”贰头说。
“凑合，凑合，老他妈的凑合！你就那么舍不得他？”老实巴交的景祥这回发起了脾气。
“我肚子里怀了他的身孕。”贰头耷拉下了头，羞怯地嘟囔着。
“那……那……那。又多个吃饭的。这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景祥说着，呜咽地哭起来。还擤了一大把鼻子，甩出了窗外。
来富正蹲在窗户下偷听着，那大把的浓鼻涕正落在来富的头顶，他抹了一把，没敢出声。
第二天，村里人就有人看到，来富卷着铺盖，从西头景祥家出来，往东庙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带着哭腔唱着：
“住店你住大店
不要你住小店
大店里人儿多
茶水也方便…… ”
定成分（1950---1953）
八国联军进北京，袁大头当皇帝，小日本降了，全国解放。这一系列的历史大事儿，在东庙村人的眼里，不比东庙戏台上耍猴的、唱花脸的重要多少。村里人呀根儿不知道山外面还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但是，土改工作队进村，村里人觉出，真是改朝换代了。
土改工作队由乡里的副乡长马大雄亲自带队，这马大雄在抗战时期，是王达志游击队里的一个副班长，那时候，他没有来过东庙村，只听说，东庙村有个姓黄名普的大财主。
可马大雄见到黄老爷子时，老爷子已是家徒四壁，风烛残年的孤寡老人。住在老五黄德仓家院后的一间破草屋里。
马大雄犯了难，按照他理解的上面的精神，穷棒子翻身，就是要镇压大地主大汉奸。可他寻思，够上“大地主”条件的，这个村应当只有黄老爷子。眼下老爷子把园子和房都分了，财产一项，只有草房一间。显然不能再定“大地主”。
纠不出 “大地主”，只好纠 “大汉奸”。马大雄找来工作队的“秀才”，乡喽唯一的高小毕业生，乡武装部干事小刘问道：“小刘，你说，王文彬，当过保长，算不算大汉奸？”
“我安也吃不准？查查字典我安再说。”小刘把煤油灯移过来，翻开了字典。
“乡长，我安查到了。”
“书上咋说的？”王大雄急切地问
“给外国人做事。不过，这里说得是汉奸，纳闷咋没个大字儿。”
“哈哈，哈哈，够了，够了。就是他，就是他，他为日本干过事，为国民党干过事，就是他，要镇压！” 王大雄没有找到镇压的对象，愁了好几天了，这会子可以大声地笑了。
“乡长，可是……王文彬也为八路军做过事儿呀？”小刘说。
“什么事儿？”王大雄蹙起眉毛。
“给王达志的游击队送过军粮，家喽还留有王司令签名的奖励状呢！”
“吖，还有我老上司的奖励状！”王大雄惊讶道。
“听村里人说，王保长是个老好子人，游击队在村里住那么多年。从来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说，还每年从给日本人和国民党征集的军粮里面，扣出一部分送给了游击队。村里人还说，王文彬可善究了，经常地周济穷人。”
这又让马大雄犯了难。镇压不是，不镇压也不是。工作队集体讨论，最后拿出了意见，给八路军游击队干事儿，是应该的。给日本人和国民党干事儿，不应该。所以镇压还是要镇压，但缓期执行，以观后效。
接下来的工作，该定富农和中农，按照财产状况来定，东庙村的家家户户都没有财产，几口大缸，一口大锅，三五个破被子成了全部家当。总不能全村人都定成贫农吧。如果按园子的多少来定。东庙村本是山地，除了十八亩地儿的那几十亩像点儿样的平地儿外，其他大块的山坡地，本是谁勤快谁开，谁开谁种，年年不一样，没有清晰的归属。村民们本来也不在乎定什么成分，可问了工作队定了有什么好处？工作队说，成分低了，子女能当干部，能吃商品粮。于是，村里人纷纷说，地不是他的。
东庙村天高地远，长期闭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风和习俗，村民之间交易土地，给几个钱或几头牲口就了事，根本不立字据、地契之类的东西。有时，连说和的中人都没有。就是有中人的，大多数也都不在世了。都说是他家的，他不承认，你也定不了。
定不了成分，分不了地，眼瞅着春耕来了，地还荒着，来年岂不是要饿死人吗？马大雄这回真熊了。抓耳挠腮的不知咋办。
还是秀才小刘灵活，他向马大雄建议：“这事向县喽汇报吧。”
东庙村的情况汇报到了县喽，县喽也做不了主。又到了省喽，省喽也做不了。据说最后到了中央。
两个月后，马大雄才接到县喽和乡喽的指示：按当地实际情况处理。
可是，春耕早已经过去了。
马大雄又找来秀才商量：“上面的精神下来了，咱们该咋办？”
秀才就是秀才，想出了全县独一无二，在东庙村又切实可行的方案。“既然财产、土地咱都说不清楚，那咱就用房子来定吧。谁家是一间，谁家就是贫农，谁家两间，谁家就是中农，谁家三间，谁家就是上中农，三间以上的是富农。”
工作组讨论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人口多的住三间和人口少的住三间不是一码字儿事儿。马大雄一听就不耐烦了。“他妈的，咱们定的是家庭成分，干人口、牲口啥事？我看就这么定了。”
工作组里的人纷纷表示，我安都是文盲半文盲，我安都不懂党的政策和策略，马乡长说了算。
按照这个方案，黄普老爷子定了个贫农，儿子辈儿里，老大老二病故了，其他三个儿子定了中农，孙子辈儿中独立成家的，大多数都定了贫农，只有来富没有房子，定了个贫雇农。是全村成分最低的。
成分好不容易定完了，村长该由谁当呢。马大雄又面临了棘手的问题。扒啦扒啦村里的几个贫雇农，能走得动道儿的，就剩下来富、瞎瘪青和傻丫头。傻丫头不用说了，来富和瞎瘪青在旧社会都拉过鞭套，在村里名声不甚好。哎，实在是挑不出像样的人儿了。比较两人的品行，来富看着更老实些。于是，马大雄做出决定要来富当村长。
土改工作队找到来富，告诉了组织的决定。来富说：“呐算啥呢儿，注了我安现在自在呵！”
工作队还要继续做来富的工作，来富合着眼索性听也不听，又带着哭腔，唱起了他唱了二三十年的小调：
“住店你住大店，
不要你住小店
小店里人儿多
茶水也方便……”
工作队再去东庙找来富做工作时，不见了来富的踪影。
“他妈的，狗杂种，找瞎瘪青去，让瞎瘪青当！”马大雄狂吼道。
敢情瞎瘪青和来富还不太一样，来富起码爱睡个固定的地儿，而瞎瘪青那儿都睡。牲口棚、草料堆、空着的南猪圈，狼窝子里也睡过。工作队上哪儿找他。只能托人捎了口信。还真有碰上他的说给了他。瞎瘪青知道后，就蒸发了。一直到几年后马大雄走了，村里人才见到了来富和瞎瘪青。
乡喽县喽的书记，都跟马大雄郑重地表态，找不到人，你自个儿就给我兼着吧，啥时候给我找到了人，啥时候给我下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