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此生本是错
娘怀我的时候，已有四子一女。在这个贫苦的家庭中，这个尚未成型的生命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不受欢迎。那时已有计划生育的说法，但并不严格，而且以自愿为主， 由医护人员间或到村里进行免费咨询和检查。娘不能确定 是不是已怀孕，就去做检查。如果确是怀孕了的话，就准备堕胎。
也搞不清哪儿出了问题，反正检查的结果是娘没有怀 孕，于是我逃过了此生第一劫。 此后，娘认定我乃“天赐”。每每说起，眉眼间有一种自然流露的珍爱和喜悦。
我的生日是大年初四。
那天早晨，娘吃过早饭后去邻居家碾谷子。当时已经大大超过了推算的出生日期，我却仍赖着没出生。 在贫苦的农家，孕妇常常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而在我们家，面对一大帮嗷嗷待哺的孩子，娘不可能端坐在炕上等别人侍候，还得和常人一样忙家务。
谷子碾了一半，娘忽然觉得浑身没有力气，和邻居打了声招呼，谷子也没顾上收，就匆匆回家了。
当时二婶在院门口纳鞋底，听到小孩哭声时，觉得很奇怪。因为没见有小孩在家，刚才也只见娘一个人回家。 到房间里一看，炕上多了一个婴儿，我正哇哇大哭--此生
第一哭。
爹经常颇为自豪地说，我出生的时候，有一帮“先生”为我站岗。 在那个偏僻的农村，人们对有文化的人有一种自发而真诚的尊重，通常称老师为“先生”。当时二叔是村里中学的校长，初四那天村里的老师都聚在二叔家喝酒。二叔家住南屋，我家住北屋，院门靠近二叔家。
我出生时，这帮老师正猜拳行令，酒兴正酣。在爹的眼里，这似乎有了无穷的含义。他形象地称这些先生是在为我“站岗”。言外之意，我的出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不同寻常。
娘也认为我的出生为我们家带来了喜气和福气，她的证据是爹在我出生那一年被推选为生产队的现金保管。在这之前，爹从来没当过“干部”。
值得一提的一桩事是邻居家的一个女孩竟和我同一天出生。这家有三个女儿，没儿子，这个女孩排行第二。 在农村，人们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严重。有一句俗话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支撑门户、以及为自己养老送终等，而女儿则迟早是人家的人，没法依靠。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是否有儿子是一件相当大的事。如果谁家没儿子，会被人看轻，易受人欺负，连自己也觉得矮人一头。当然，现在这些观念已经渐渐淡了。
我和这个女孩竟在同一天出生，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惊奇。惊奇之余，又觉得惋惜，觉得我们应该换一下。毕竟在我家，男孩已嫌过剩，女孩会更受欢迎，而邻居家正巴不得要个男孩。当时有人建议将我们交换抚养，邻居似乎没意见，但娘没答应，担心我到别人家会受委屈。
这事一直是邻里间茶余饭后唠嗑的话题，在很多年以后，还常常被提起。
稍作补充的是，这家的三个女儿后来个个都出落得如花一般，在我们村很有名气，更倍受年轻后生的瞩目。试想如果当初真把我换过去的话，现在的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了。
2. 险入别家
在说一件差点改变了我的一生的事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我家的状况。
我出生时文革还没结束。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公社制度。社员统一在地里干活，根据出工多少记工分，然后按工分兼顾人口在秋收和年底时分粮食。 我们家净是吃饭的，干活的只有爹，娘光家务就忙不过来， 偶尔在队里干一点，赚到的工分也极为可怜。在大多数人家勉强能填饱肚子的时候，我们家必须常年向队里借粮食才能维持生存。通常的情况是，今年已将明年的粮食吃光了。
我的出生给这个本来就拮据不堪的家庭带来了更重的负担。最初的一点喜庆气氛无法掩盖愁苦的现实。
爹有些不堪重负了，他可能觉得实在没有能力把所有的孩子都抚养成人，就准备把最小的两个男孩，即四哥和我，送给别家抚养。
根据娘的说法，爹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在“密谋”这件事了。爹为我和四哥找的新家都是亲戚家。 四哥打算送给大姑家。大姑共有四个女儿。在我出生时，已有两个。稍后又添了第三个，和我同岁。我则送给关系稍远一点的一个二姑家。这个二姑家有两个女儿。两个姑父都是工人，有固定工资，家境相对富裕。那时的农村，家里只要有当工人的，家境会明显好很多。
这两个姑姑家都没有男孩。他们显然对收养我和四哥很感兴趣。但娘和大姑的关系处得不好，娘是肯定不会同意让大姑来抚养四哥的。而且四哥已有三岁，相对来说照看起来已比较容易。所以四哥的事仅仅是一个初步设想，很快就没人再提了。 但我的情况却不同，这个二姑和娘的关系不错，爹则和二姑父很投机。而且二姑家对这件事表现出相当热心。 据娘说，在我出生之前，就邀爹到他们家喝过好几次酒， 这事也已经基本说定了。
在我出生之后，二姑送来了好多挂面和鸡蛋。只等我满月之后，就把我抱走。
关于把我送人的事，娘讲的最多的一个情节是与姐的一次对话。 二姑送来的鸡蛋和挂面放在一个橱子里。当时鸡蛋是很稀罕的食品，姐那年才六岁，经不起诱惑，就老打开橱门来看。
娘说，小闺女呀（姐的昵称），你要是吃了人家的鸡蛋，人家就来抱小弟弟（走）；你要想要小弟弟，就不能吃人家鸡蛋，你是想吃鸡蛋还是要小弟弟？
姐说，我不吃鸡蛋，我要小弟弟。
每每想起来，对姐当初的话都很感动。事实上，姐一直很疼我，到现在还是如此。
当然，后来没让二姑把我抱走的并不是姐这句话，而是娘最终还是舍不得把我送人。另外大姨也专程来我家劝说， 说一只猪生下来还带三分糠呢[注]？何况是个人？一定会有办法养活的。由于娘的坚持，大姨的劝说，同时爹也本来就于心不忍，当初也是出于无奈，所以也不好再说什么。我最终还是留下来了。
一直庆幸自己没有被送给别人家抚养，因而得以深深体会博大的父爱和母爱。在农村，父母打孩子是极为常见的，而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挨过打。很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父母对我们的宽容。和周围的小朋友比，我很少受到父母的斥责，在家里很自由也很随便，不像别的小朋友家那么拘束。
孩提的我，丝毫不觉家贫的苦处，也不觉粗茶淡饭难以下咽，却觉得到朦朦胧胧中有一团温馨。
冬天的夜晚，全家人围着火炉吃过热腾腾的晚饭，父母和年长一点的哥哥们就开始海阔天空地闲聊，谈古论今，好不热闹。我自然是听不懂的，就在炕上跑来跑去，一会儿爬到这个的肩头上，一会儿钻到那个的怀里。后来终于困了，不知不觉中和衣睡着。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发现他们还在聊。
暖暖的炉火，淡淡的灯光，缭绕的烟雾，热烈的话题。这就是我记忆最深处的“家”。
3. 真让人不省心
我小时候很粘人，总要娘抱着或陪着，否则就大哭不止。
据说有一次，娘要去挑水，可我死活不离娘身，娘逼得没办法，只好抱着我去。说起挑水，现在的人恐怕已经很陌生了，也许在电影里还能见得到。一根扁担两只水桶，在电影里觉得很浪漫，其实真挑起来，就不那么浪漫了。
挑水的地方是村头的一个小水库，大约离我家有五百米的样子，中间爬两个坡。那时别说自来水，村里连机井都没有，村里人喝水都到那个小水库去挑。那个小水库里的水又来自几十里外的一个大水库，沿途通过曲曲折折长达几十里的水渠通到我们村。十几年后，我读中学的学校离那个大水库比较近，我曾去玩过几次，发现很多人在里面游泳，里面还养了好多鱼。幸好当时村里已有机井，不用喝那水库里的水了。
且说娘一面抱着我一面担着水，在那个小山村里实在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正好碰上村上的女支书，女支书颇为惊讶，对娘说，咱妯娌们这么些年了，我竟不知道你还有这等本事。从此对娘刮目相看。
在那样的家庭中，我粘人的特点是很烦人的。毕竟娘有一大堆家务，一大堆孩子等着吃饭，哪能整天老围着我转？所以有些时候，娘顾不上我了，我也会吃些苦头。 有一次娘趁我睡着的时候去上碾玉米，回来时竟找不着我了，吓了一跳。当时是傍晚，我家住得小土屋里很暗。后来点上油灯一找，原来我钻到了炕下面的煤坑里。 那时的农村很多人家都是睡炕的，在支炕的时候，常常会在炕下面留一个半米见方的煤坑，以便冬天里可以在屋里和煤泥。
可能我在醒来后，在炕上爬来爬去，结果掉下炕来，又稀里糊涂地钻进了煤坑里。娘把我抱出来时，不但浑身粘满了煤泥，嘴里也全是煤泥。当然这事是娘告诉我的，我自己一点都不记得了，那时还小嘛。
这还不是最惊险的。有一次娘在饭棚里做玉米煎饼，我则在屋里号啕大哭。做煎饼是一件很忙碌也很繁重的事，而且需要连续做。了解其工序的人都知道，绝对不可能一边看孩子一边做煎饼，所以娘也顾不上我了。等做完了煎饼（将一盆玉米糊都做成煎饼大约需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却听不到我的哭声了。娘说，因为肚子里没食，加上哭得那么凶，我已经断气了。慌忙嚼了一口煎饼塞到我嘴里，才又活过来。
“起死回生”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娘的一种夸张的说法，只是娘从我记事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一直是这么说，而我则一直是当别人的故事来听，根本就没想过这其中的真伪。 在我很大很大以后，才听奶奶偶然提起，说我当时睡着了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断气了，否则哪那么容易活过来。
一张狗皮的故事是娘常常提起的另一件事。那年爹从外面拣了一只死狗回来，狗肉吃完了，留下了一张狗皮。
后来那张狗皮在很长时间内成了我和四哥的摇篮，直到磨烂为止。娘忙家务的时候，就把我和四哥扔到狗皮上，长时间顾不上搭理我们。有邻居来串门唠嗑，见太阳晒着了，
就顺便帮忙拖一拖，把狗皮拖到有树荫的地方。
娘后来就经常向我讲起这张狗皮，一方面是让我知道从小所受的委屈，明白生活的艰难与不易；另一方面，是借此表达对奶奶的不满，认为种种艰难都是与奶奶拒绝照看我们造成的。
奶奶和娘的关系一直处不好。老一辈人的矛盾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所以不便多说。其实奶奶对我们一直很好，只是与母亲的矛盾在先，所以照看我们的时候就少一些。奶奶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形象，很善良、具有很多传统美德。这一点并没有因娘的埋怨而改变。
这些散散落落的往事，大都是从从母亲口中得知，并没有真实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如今，当我努力向记忆的最远处追溯时，发现记忆的尽头却是奶奶的那根拐杖。
奶奶曾有好几条拐杖，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很小很小时的那一条。那一条是用花椒木做的，除了手握的地方没刺外，其他地方都保留着硕大的刺，不过刺尖尖已被磨平了。
依稀记得那是一个黄昏，奶奶带我去看电影。 当时的电影是农村极为有限的娱乐方式之一，由公社的放映组义务到各村放映。 那一个黄昏，奶奶带我去看电影。那好像是我所能记得的最早的一件事。什么样的电影当然是记不得了，而且当时也根本看不懂。所记得的是那时的那种兴奋的心情，和一个关于那条拐杖的细节：当我看了很久的电影，忽然觉得屁股下面不舒服。原来，我一直坐在那条平放着的、布满了硕大的、已被磨平了尖尖的刺的拐杖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