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鱼烂虾一毛八
在蒋妈妈葬礼的那个下午，我在大院里的林荫道上散步，不知不觉走回了老家所在的那个熟悉的大院。
方方正正的大院，三面是红砖青顶的五层楼房。蒋家就曾经住在那座面东朝西的楼北头。时光真快啊，小时侯那个胖墩墩的小家伙如今眼角都有了细碎的皱纹。小时侯，大院的孩子大多是豆芽菜，一个比一个瘦弱、纤细。虎头虎脑的他，充分展现了独子的优越性---难得的挂肉。蒋妈妈不大爱说话，印象中总是笑眯眯的。记得我和爸爸说过，阿姨不如叔叔好看。爸爸说：“你阿姨是清华毕业的呢！”语气甚是夸赞。谁成想，今天再想起这些，却已是人去楼空。
大院依旧，院里粗壮的泡桐树下，几个退休的老人围坐一桌，打着纸牌。白天是老太太的阵地，晚上是老头的乐园。泡桐树斜掩着一座小屋，那是老人游乐的“大本营”。刮风下雨的天，他们多半在那继续着战斗。从小就是这样，一直没有改变。只是小时侯，我们一群孩子常围着大本营捉迷藏，疯来跑去的。而团坐在桌子边的是乌发壮年；今天，没有了孩子们麻雀般的吵闹，院子静悄悄的，班驳的树影似乎几十年来就一直刻在那里。
西落的阳光依旧从院子南面和西面的两楼之间的空隙洒了下来，铺铺洒洒开一条堇色的缎带，也拉长了一个瘦长的人影。我注视着那个佝偻着腰，瘦弱的背影：细细的长腿，细瘦的黑色长裤飘飘荡荡，双手插在黑色上衣的兜里，用力向前拯着，衣边紧紧地包住憋憋的臀部，引得双肩都向前扣着。秋风中，秃秃的脑袋上，阳光给刚刚刺出头皮的一层白发点点光泽。这是谁？他是谁？这个背影如此的熟悉，那秃秃的脑袋曾经在我的记忆里出现过。
我“哗啦，哗啦”翻动着记忆的笔记本，搜索这背影的面孔。但他似乎不给我更多的思考时间，静静而孤独地矗立在夕阳下一会儿，便慢慢地转身离去。望着他低垂的头，面孔上的忧伤，一个熟悉的名字冲出脑海“臭鱼烂虾一毛八”！
对，是他，就是他。已经十多年没有看到他。此刻再见，他已不再朝气勃发。
他是我们大院唯一的反革命分子。
小时侯大院的红砖楼上，班驳的大字报依稀可以辨认出“臭鱼烂虾一毛八”。我问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好端端地被他呵斥道：“什么你都能问？这句话不许再提！”爸爸的恼怒并不能阻止我的好奇：难道是在指责卖了不新鲜的鱼虾？呵呵，那年头能吃上就不错，商店里难得一见的鱼虾臭得苍蝇直打转，大人、小孩排着长队采购，见惯不怪。真奇怪，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直到有一天，院子里的淘气包们追着一个瘦长的男子，欢蹦乱跳地一遍遍执着地唱：“臭鱼烂虾一毛八，臭鱼烂虾一毛八”。那个男人很瘦，两腮深陷，似乎牙齿透过薄薄的面皮都能数出个数。他面色苍白，目光躲躲藏藏，低垂着头，快步走着，似乎想甩掉这些讨厌的孩子。我跑回家，向爸爸汇报：“爸爸，爸爸，我看见臭鱼烂虾一毛八啦！”“闭嘴！”爸爸勃然大怒，“不许你这么叫叔叔。听见没有，不许你这么没礼貌地叫叔叔！”“干什么啊你，她又不知道。”妈妈赶紧从厨房出来圆场，“你好好和她说说，不就得了，她一个孩子，哪里知道那么多。”“说？怎么说？”爸爸反问妈妈，“有什么秘密吗？不能说？”我心里暗暗纳闷。爸爸转向我，认真地看着我说：“以后不许你再那么称呼那个叔叔，听见没有？好多事情，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日子依旧平平淡淡地过着。白天大人们都上班了，院子里的大孩子们也上学了，同龄的小朋友们要么在托儿所，要么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看护着，我常常一个人蹲在寂静的阳光下，苦苦地盼望小朋友们出来放风。那个叔叔总不上班，每天我被爸爸妈妈锁在门外后不久，他就会从他那阴暗的小屋里走出来，站在阳光下，伸伸腰，摆摆腿。运动的时候，他也佝偻着腰。不管春夏秋冬，脑袋总是秃秃的，只顶上一层2毫米的青茬。我挺害怕他，因为只有犯人才这样。大院里的孩子依然见了就嬉皮笑脸地骂他“臭鱼烂虾一毛八”，大人们似乎懒得叫这么长的名字，“疯子”成了他的新称呼。
渐渐地，他不再躲避大家。常常笑嘻嘻地在院子里追赶骂他的孩子，男孩子多半被他耗住双脚，大头朝下的拿大顶，一边举起、落下，一边他得意洋洋地问：“还喊不喊啦？还喊不喊啦？”等到孩子求饶，便放了这个追那个。有的时候，逮到一个顽固不化的淘气包，他象杂耍一样，把孩子一把抡到肩头，绕到背后，又神奇地从腋下拽了出来。这么反复的甩来耍去，常常看得我们目瞪口呆。院子里不再有孩子敢当面喊他的外号了，常常见了他，孩子们就四散逃跑，象见了活阎王。他反过来，追逐着孩子，嘴里喊到：“叫不叫我？叫叔叔”！逮着就往他阴暗的小屋里拖。有时候一群男孩子一拥而上，这个扳腿，那个勒住脖子，有的搂腰，有的朝着他的肚子挥打，一堆人摔到在地上，滚成一团。他嘻嘻哈哈地笑骂着：“小浑球，老子揍扁了你们，他妈的。”他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没个正形的和孩子们疯在一起，常让大人们看了摇头叹气：“唉，疯子啊，疯子！”
我常常悄悄躲开他，当他兴奋地冲向孩子们的时候。我害怕他，害怕看见他眼中闪烁得那股坏劲，嬉皮笑脸的，眼角总是带着一股邪恶。只有犯人才那样，我对自己说。
不知何时起，院里家家户户流行起自己装电视。我家里每晚的核心话题也是装电视，爸爸妈妈常常争论不休。看着他们连画带算的，吵得热闹，真是烦人。有天傍晚，爸爸拿了线路图领我下了楼。疯子叔叔和一群人正在“大本营”前打牌。爸爸走过去，叫出疯子叔叔，他们借着昏黄的灯光，谈论着问题。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那能干的爸爸竟然要向一个“疯子”请教。这个发现让我吃惊不已。他回头看见惊讶地看着他们的我，笑嘻嘻地说：“你女儿从来没叫过我。”尽管他笑着说，可是不知为何声音却是幽怨的。我跑到爸爸身边，依偎着他，紧张得看着这个我打小就害怕的疯叔叔。爸爸问：“你怎么见了叔叔不叫啊？院子里的叔叔，你不是都爱叫吗？”我直勾勾地看着他，秃秃的脑袋，一层短短的青茬，只有犯人才这样。我顽固地想。他转身离开，走回牌桌。爸爸压低声音对我说：“你怎么没礼貌，不叫叔叔啊？院子里的叔叔都喜欢你，因为你有礼貌啊。”“叔叔！”我小声地颤颤巍巍从嗓子眼里挤出这两个字。他竟然从嘈杂的人群中听见了，站起身，回过头，笑着看了我一眼。我第一次发现那个目光也很温柔。
我上学了，他也开始工作了。给自己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每天清晨，他把车从阴暗的小屋里搬出来，擦拭得锃光瓦亮。爸爸妈妈还在给我们张罗早饭的时候，他已经从食堂吃饭回来，总爱换上一身葱绿的簇新的军装，推着他光亮的车子，把脚蹬子放得很高，小跑两步，身子轻盈地一跃，一脚蹬在车蹬子上，腿向后高高扬起，象只小燕一样飞翔在车上。只是他的腰一直佝偻着，燕子折了腰。他喜欢一路把铃儿打得清脆地响。一串响亮的铃声，在每天清晨准时飘荡在大院里，爸爸便会催促我们：“快吃，快吃，叔叔都去上班了，你们该上学啦！”我有时暗恨他的铃声：我们七点二十早自习，大人八点才上班，怎么就他那么积极，天天七点就出发？
八十年代，大院开始煤气管道改造。意味着我们就要告别煤气罐的生活。“疯子”叔叔的小屋也换成了和蒋家同楼，南面那个单元一层带凉台的朝阳房间了。这天，在他家窗下挖沟，挖出一个骷髅头。这在那个寂静的年代可是个大事情。全院都震惊了。穿白衣的警察叔叔也来了，经过一番鼓捣，警察走了，骷髅扔在了一旁。男孩子象是和它有仇，一脚一脚地把骷髅踢向女孩子身上，吓得我们尖叫着，四处逃散，胆小的就开始抹鼻子了。“疯子”出来，一把抓住几个为首的男孩子，两个一捆，一个反抄，大头朝下的抱了起来，朝着深沟走去，说着就往沟里放。男孩子踢腿蹬脚却奈何不得，赵家的小子吓得受不住，呜呜地哭起来。这真让我们女孩子高兴：平日里他仗着哥哥多，就没少欺负我们。哭声引的赵叔叔风风火火地赶出来，一见儿子的熊样，老子急眼了，吼吼地骂起来：“疯子，你个臭鱼烂虾一毛八！”说着，拾起骷髅头扔进疯子家的阳台。在众人的规劝中，赵家父子骂骂咧咧搬师回朝。疯子自始至终没发火，他笑嘻嘻地和旁人嘻嘻哈哈地打着招呼，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把那个骷髅头吊在他家阳台晒衣服的钢丝中央。这个举动着实让我恐惧得几乎不敢靠近那个楼。大院里的孩子也被骇住了，远远地看了，不再敢靠近那空洞洞的眼窝，滋楞的几颗大牙。我们游戏的天地也因此缩小了。
我回家在饭桌上，惊恐地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爸爸长长叹了一声：“唉~~~~”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叹息得那么忧伤。
没过多久，他又在寂静的大院引发了更大的轰动：他被警察叔叔抓走了！罪名是：组织集体观看黄色录象。看黄色录象，在八十年代末，这样的举动依然代表着流氓行为。我在饭桌旁小喇叭广播中，播报了这个消息。爸爸听了却说：“他是清华毕业的高才生，人很聪明的。”清华毕业的怎么了？依然是流氓，哼！
没过多久，他竟然给放回来了。依旧每天穿着绿军装，只是军装洗得发白，也不再平平整整的了。邋遢的衣着，再配上他佝偻着的腰，更是个犯人模样。出来后，他话里更多的就是“他妈的”，早上不再擦拭他的自行车，而是扯开大嗓门和一群叔叔们议论时政，满口的“他妈的”，常常在他发表完一番高论后，留给人的记忆只有“他妈的”。我常常在他的“他妈的”声中被吵醒，愁眉苦脸地在心里暗暗恨：这个疯子，真是一堆臭鱼烂虾。
九十年代，我上大学了。疯子的头发不再是一层青茬。偶尔在大院里见了，他身旁开始有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我问爸爸：“疯叔叔结婚了？”“没！”爸爸只答一个字。
学校离北图不远，有时我和同学结伴去北图看好莱坞的知名老片。每晚放两个，只要两块钱。这天晚上的第二个大片的字幕打出来时，吓了我一跳，竟然是疯子看的那个黄片---《出水芙蓉》！我从惊愕到喜笑颜开，到哈哈放声大笑，到最后温馨地看到他们幸福地走到一起。突然，我眼前出现疯子那怨恨而邪恶的眼神，和他忿忿地不断地咒骂“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这是什么事啊？
疯叔叔搬离了大院，我家也离开了那里。很久，我都没有再见过他。他也从我的脑海中淡忘了。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因为一点思绪吸引我的脚步回到老屋前，我竟然又看到了头发依旧短得只有两毫米的他。晚上，我和爸爸妈妈汇报了这个发现。爸爸说：“你任叔叔从上海特地赶回来，参加阿姨的追悼会。他们都是清华毕业的。当年，任叔叔和在上海的女友在通信时议论林彪。不知什么原因，这信到了上海造反派的手中，他被打成反革命，九死一生活了下来。林彪死了，文革结束了，可是他的问题却没有及时解决。派系在这里依然存在。谁都不敢搭理他，只有阿姨打报告，将他调到自己手下，这才有了工作。几十年啊，冤屈得不到理解和伸张，活活把一个才华横溢的清华高才生熬成玩世不恭的白发翁。你们小时侯他那样的举动，都是因为他无法喊，无法表达，无法发泄自己的愤懑，才用那样的方式表达他对这个社会，对所有不公的报复。他也有恨啊！”“他为什么从上海来？去上海生活了？”“他结婚了，”妈妈说“和他原来的那个上海女友。”“啊？结婚了？没和以前那个带小孩的女人？什么时候结的啊？”“没和。结了也有几年了吧。那上海女人成了家。他自己孑然一身，可能后来才走到一起的。唉，白了头啊！”
疯叔叔终于有了自己圆满的家，命运的这个结局似乎让人感到欣慰。但是命运对于蒋妈妈的回报却让他潸然泪下。多少的感慨，多少的无奈，多少青春岁月在他伫立在旧时窗前时，是不是一幕幕卷过，一幕幕又展开。
当我记下这个回忆，选用这个标题的时候，爸爸依旧坚定地反对：“不许那么叫你任叔叔！”想了几天，我也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去描述往昔的岁月，这样的故事。也许，对于那个年代，发生得所有不公不平，我只能用“臭鱼烂虾一毛八”来标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