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眼神
闲来看报，目光停在一篇短文上，文章报道了法国中年人热衷寻旧友这一社会现象，同时援引心理学家的观点，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年人特殊的心理特点。这让正值中年的我手里拿着报心却不由的回到了昨天……
1975年，举家北上，从太湖之滨的江南小镇来到首都，安家在父亲的单位。原以为结束了一家人两地相望的生活，好日子就要开始。可不知怎的户口问题没能解决，要知道当时的户口是多么重要，这就意味着一家四口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度日，而且不知何时是个头儿。幸亏从老家来时带了一些粮食再加上父亲单位的困难补助，生活才勉勉强强的维持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天天的慢慢熬过，母亲看着年幼的我和弟弟眼中闪过的是无奈。
一年多后，户口问题终于解决，落户在昌平东小口的太平庄村，开始了“昌平人”的历程。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儿，很多已经淡忘，但有几件却清晰记得。
刚到村里我家和另一家被安排在一户村民的西屋里，二十几平米的三间小房挤着大小八口人，正中一间稍大两家共用，大门边各有一个烧炕做饭用的灶台，两边小屋都是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布局，为数不多的家具已显多余，最后只得向空间立体化发展，父亲找来一块门板钉在墙上，上面放些箱柜等杂物，本就不大的小屋更显拥挤。
比起居住条件的艰苦，生活上的不习惯更令人难以适应。首先是饮食。吃惯了米食的我们对面食极不适应，以致年幼的弟弟一看到母亲和面便哭闹不止，年龄稍长的我其实心里也是老大的不愿意，但一想到日夜操劳的父母还得帮大人哄弟弟。后来才知道，那时能隔三差五的吃上白面馒头已经很不易了，多少人羡慕呢？接下来的不适应是煤炉生火。北方的冬天离不开煤炉，取暖、做饭、烧水样样离不开，可就是这样一件在北方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儿，却难坏了我们，我和弟弟自不必说，就连母亲对此也十分头疼，经常是越急越弄不好。我马上要上学、母亲马上要下地而饭迟迟做不好的情景时常出现，这时一般都是匆匆对付几口，顾不得生熟了。最悬的是封火，父母从来不让我和弟弟做，他们也慎之又慎，尽管如此，危险还是出现了。一天，父亲起早上班走了，我和母亲煤气中毒不能动弹，幸亏弟弟及时出屋叫来人，才算躲过这劫，现在想来仍觉后怕。不适应的情况还有很多。就拿烧炕来说吧，之前从没听说过也没见过炕，更谈不上会烧了，还曾闹出过老家亲戚把“炕”和“坑”弄混了，来信问“首都人怎么还钻到坑里睡？”的笑话。在那个物质极度短缺的年代，别说米、面、油、肉、布等生活日用品紧缺，就是柴禾儿都紧张。收割后的田里，“楂头”（玉米秸根）、稻草、麦梗等能烧火的都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杂草也绝少有。因为父亲在农机院上班的缘故，我家还多了一条路，每到冬季，父亲就会骑车带着我，赶往二十里外的单位去路边沟里扫落叶，装满几大麻袋带回家，以备日用。
那是一个集体亢奋的年代，“谁英雄谁好汉，三夏战场比比看！”、“俩人的活儿一人干，干不完怎么办——连昼儿转”，印象深深的这几句口号也许能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条件的艰苦非但没有使争强好胜的母亲退缩，反倒激起了她的倔强。不会做的北方农活儿从头学起，队里派活儿专拣重的苦的干，没几天就传出了大伙儿的议论——新来的“安家落户的”（当时村里人这样称呼我们）真能干。等到插秧，更是善长，一天连拔带插干了一亩多，比两个壮劳力的都多。凭着这股干劲、狠劲，母亲当年就被大队评为“五好社员”，年底结算成为少数能从队里分到钱的社员，许多人家有两三个劳力干活儿到头来都是“超支户”（一年劳动所得少于口粮等支出而欠生产队钱）。至今母亲仍时时提及当年领到23块钱后，买了一台“海鸥”牌收音机，引来街坊四邻围座听“匣子”的盛况，毕竟在当时那是个稀罕物。现在想来，一群小伙伴儿全神贯注一起听《岳飞传》、《杨家将》、《三国》、《水浒》的场面仍旧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这也成了我儿时生活的一段美好回忆。
超强的劳累、超常的付出也使母亲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透支，几次累倒在地里被送进医院，体重从103斤降到不足80斤，血压50——80，落下的关节炎、肩周炎等顽疾，至今仍时常发作。就这样，艰辛中，“安家落户”的生活继续着，虽然苦些、累些，但母亲的眼中更多的是坚毅。
1979年盛夏，在经历了又一次搬家后，终于定居在沙河农机试验站。也许因为这里的20几户都是父亲单位家属和几年漂泊不定的缘故，这次安顿下来，心中多了一份踏实和归属。心随人愿，日子从那时起真的漫漫好起来了。因为是试验基地的缘故，父亲单位研制的农业机械大都要在这里试验，得益于此，站里的劳动效率一直比较高，几十名劳力管理耕作着1600多亩粮田，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机、大型喷灌机等一大批机械化、现代化的农机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到了八十年代，随着长期在华工作的美籍专家阳早、寒春夫妇的到来，站里开始筹建北京第一座现代化奶牛场。几年的打拚，牛场越办越好，不仅成为站里的支柱产业，而且闻名全国同行业，直至今日仍在为“三元”等知名奶业公司提供奶源。当时站里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一般地区，我家的第一台电视——14吋牡丹彩电就是那时添置的。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样短暂，匆匆间我和弟弟走过了少年，望着逐渐长大的我们，母亲的眼中充满期待。
九十年代，已经工作的我调到了回龙观，之后又搬进了回龙观文化居住区的新家。在这个有着几十万人口的亚洲最大社区，我同这里的新老居民一样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见证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进步。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如今的母亲仍保留着回忆过去的习惯，所不同的是眼中荡漾着幸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