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进步”遭受打击而心灰意冷，但不久就被紧张的高考总复习所冲淡。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小时候尽管贪玩，学习却总能名列前茅，上了高中更把学习看成了重中之重。我的四个姐姐全是大学毕业，但唯一让我羡慕的就是二姐。当年她在女三中读高三，临近高考时家人还见不着她的踪影。有一天爸爸在北海公园里发现她和几个同学坐在长椅上，美其名曰在“复习功课”，实际上是花了1毛钱在菜摊上买了一堆处理的西红柿，几个人正‘吧唧吧唧’地吃得正香呢！可是正是这个贪玩的二姐，在那年的高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念就是6年，毕业就是科学家啊！
我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就娇生惯养，但我不能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要以最优异的成绩考上我最理想的大学。1966年春夏我就开始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奋战’来迎接高考，但命运就是这样的无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全面爆发了！
先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接着是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见北京各校的红卫兵，随之而来的又是‘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铺天盖地而来。有一天，农大附中的礼堂跪倒一片‘狗崽子’，各个遭到鞭打！我校高二有个外号叫‘教授’的男生，出身不好还不服管教，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我们高三临班的学生叫顾世庆，家长是邮电学院的右派。人家武斗他看热闹，被同学从人群中把他救出。可是他的一只塑料凉鞋被踩掉，他又奋不顾身钻回人群中去寻找，结果被对立面的红卫兵认出，有人高喊：“他是右派的儿子，往死里打！”
随后他被人绑架到秘室，一痛棒打，不到10分钟就命丧西天！我们去北医三院的太平间参观他的遗体，一个只有我们一半高的独眼老头拉开冰柜，顾世庆赤裸着上身，到处是伤痕。半睁着双眼，微微露出牙齿十分吓人。我们不知是被老头所吓，还是被尸体所吓，只感到心中一阵阵的恐惧。不过还是有许多女同学都哭了……
大规模对校长、老师专政开始。我校的校长早年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左腿脚趾被冻掉一半。所以他双手拿着写好“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弯腰站在台上，时间一长他的脚就不能吃力、站不稳，双手抖动，一下子把手中的大字报从中间撕开，立刻遭到红卫兵的鞭打,险些丧命。
我们教导主任，北大毕业的张继奎老师结局更悲惨。他在一次被批斗后返回被关押的5楼房间里他急忙反锁房门，然后坐在敞开的窗前犹豫观望。家住学校旁边一个农民的儿子看到后高喊：
“有人要跳楼！”后来省略了，只是疾呼“要跳楼！要跳楼！要跳楼！”……
可惜那孩子大舌头，平时就口齿不清，同学们都听成了“要酱油！要酱油！要酱油！”
就在押送他的红卫兵砸开门的一刹那，张老师一跃而起，重重地砸在楼下的草地上！同学们赶紧把他抱起，只见他痛苦地抓挠自己的胸口，一会儿衬衣就被抓烂。大家赶紧从食堂找来一辆三轮车，飞快地朝北医三院骑去，可惜还没骑到三院，张老师就一命呜呼！后来红卫兵押来他娇嫩的妻子，扛着张老师的遗物，步履蹒跚地朝家中走去，据说他的妻子当晚就自杀身亡！
如果说文革前我们只是在出现国内外重大事件之后才被召集到天安门广场，而文革中我们几乎隔三差五就被传唤集合，传达最高指示。有一次仅因王力、关锋在武汉被陈再道【注】打了两个耳光，学校半夜就叫我们集合游行，还让我们高喊：“陈大麻子你算老几？今天要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更有意思的是，陶铸一度非常‘红’，大体上能排到中央的‘老四’。可是一天夜里，学校的大喇叭突然广播：
“打倒陶铸！打倒刘、邓、陶！”
我们都被吵醒了。第二天同学们有的作诗朗诵：“忽如一夜春风来，陶铸立刻滚下台！”。有的还幽默地说，“热烈祝贺陶铸荣升！”大家不解，那同学还解释：“你们看，陶铸从原来的‘毛、林、周、陶’的老四，一下子就荣升到‘刘、邓、陶’的老三！”
文革初期，美国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国内折腾正欢，毛泽东又感到欢欣鼓舞。他不仅亲自发表演讲，还折腾我们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声援美国的黑人运动！可惜这次比声援古巴更加没趣，人家根本不屑一顾。原来美国黑人所追求的目标，与毛泽东大相径庭！
此外，那时的北京城到处是腥风血雨。1966年8月26日，我原来居住的北骆驼弯一个邻居被打死，据说那一天仅北骆驼弯一个地方，就被打死四个，而且打死他们的都是原女九中的女学生，后来改为丰盛中学。（详见【我的同龄人2】）还有一天我们上街去西单，正赶上造反派游斗当年北京市的劳动模范，掏粪工人-史传祥。因为史传祥曾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所以他誓死不忘恩人，不反刘少奇。他宁可当众吃屎，也不喊“打倒刘少奇！”虽然史传祥被人五花大绑挂牌游街示众，但是不少群众都暗挑大拇指，赞道：
“好样的，是条汉子！”
这时我才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家所住的大粪院里的掏粪工人，他们勇敢地掩护国民党军官的故事。也许正是这些地位低下的民众才保留了中华民族‘仗义不屈’的美德。史传祥的‘顽固不化’，气得江青大骂他是‘工贼，粪霸！’，后来他被赶回山东老家。我还真有点好奇，史传祥是否和我家早年居住的‘大粪院’有什么瓜葛？因为那里掏粪工的老家也都是山东啊！
红卫兵大串联在全国兴起，我们也借机北上哈尔滨南下广州，但感觉起来各地和北京大同小异。例如我们在宁波的时候，每上一辆公共汽车，都有小孩上车，给大家义务背诵毛主席语录，蒯大富“要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大字报贴到了全国各地。在广州遇到从福建来串联的学生，他们大谈当地成批枪决国民党空投特务的故事。说那些人根本就不怕死，还笑对乌黑的枪口，大声嚷嚷：
“小子们！往脑门上打，打准点！哈哈哈……”
……
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文革初期的激情日渐消退，整天无所事事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殊不知，一个改变我一生的重大事件，正在不知不觉中向我悄然逼近！
【注】陈再道（1909-1993）上将，当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