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天我上小学2年级，因为老爸所在的大学给我家分到了3居室的楼房，我们全家告别了我童年生活的胡同，举家搬到了海淀区学院路。大院的邻居都为我们送行，我和同伴难舍难分，好像爱玲还哭了。那时从西城搬到海淀，就好像从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觉得路途十分的遥远。有一年林婶一家来看我们，还是从西直门上的火车，在五道口的清华园站下车。火车的下一站是清河，那时感觉清河是更加遥远的地方，自古北京就有一句习语：“骑着毛驴上清河！”用来形容路途遥不可及。如果沿着清河的马路（那时根本没有高速公路）再往北走，就会到了人烟更加稀少的西三旗。头戴斗笠，身骑大马，手举战刀的李自成塑像挺立在环岛中央。
俺家搬到新居不久就赶上毛主席、党中央发起的反右斗争，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的3、4年级了。虽然一天只知道傻玩，但感觉大人们非常严肃、紧张。后来我班同学贾剑锋突然沉默寡言，他的全家也被大学领导赶出教授楼，搬进了低矮的平房。过了很久我才从大人那里得知事情的缘由。原来是在反右前不久从美国回来一个姓李的教授，在帮党整风的会议上不知深浅，也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结果会后被贾老师叫住，语重心长地说：
“老李啊，你可别给党提意见，你给共产党提意见等于‘顶风撒尿’，弄不好要惹上一身骚啊！”
刚巧这句话被人汇报给党委，结果两人双双被打成右派。后来李教授被当成笑料，茶余饭后常听大人说：“那老李紧赶慢赶，赶回国当个右派！”他也成为中国55万右派当中的一员。
右派的命运要比镇反中的反革命要强，主要是毛主席的宽大处理。毛主席定性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是没被枪决，而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贾老师本应被赶出北京，到青海或者内地的劳改农场。院党委念他家里孩子多，又都未成年，才决定留在本校劳动改造，不过后来在文革中他还是被赶回山西老家，不久就死了。
1958年迎来了‘大跃进’，全北京城都沸腾了，那年也是我们小孩非常开心的一年！为了大炼钢铁，我们所在的暂安处小学也建起了土高炉。因为没有原料，学校叫我们把家里没用的破铜烂铁都交上来。我们砸了家里的陈年不用的破锅还是不够，就到大学里偷哑铃、杠铃，被传达室的老头追得我们满世界跑！记得那年北京的麻雀也算是遭了殃！我们大点的同学全上了房顶，敲锣打鼓，震耳欲聋；我们小点的同学手拿着小红旗追着麻雀跑，麻雀被追得无路可逃，成批的麻雀从天上掉下来被活活累死！这次运动过后，全北京城一连几年见不到麻雀的踪影。
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小少年’也开始变得‘心事重重’，其中发生的一件事给我震动极大，它意味着我无形中已经告别了自己光辉灿烂的童年时代！
那是1960年大饥荒的年代，我已经上了初中一年级。一天放学后爸爸叫我到五道口粮店找妈妈，谁知当我走到那里，粮店周围已经是人山人海，大家等待买粮。虽然家家都有粮本，按定量供应，可是粮店没有粮，百姓又不甘心空手而归，只好等待。我好不容易在长龙中找到疲惫不堪的妈妈，她那褐色的呢子外套的后背上被人用粉笔写上硕大数字，防止有人加塞儿。那一天怎样结束的我已经记忆不清了，但我感觉总从那天起总是是吃不饱。尽管学校全部取消体育课，但是由于正赶上自己长身体，所以总觉得饿。有一天家住五道口居民区的刘海同学叫我和他们邻居一起去前八家村里农民土地里挖剩下的白薯，我们和一帮老婆子刚到那里，地里已经涌入不少的市民手持铁锨、镐头拼命地挖地，还遭到当地农民的围攻、驱赶。我和刘海一到‘战场’，立刻投入‘战斗’。农民用土块打我们，我们也顾不上还手，只是低头挖土。如果要是挖到一块白薯，就迅速地抓在手里放在背包里。挖着挖着，突然有个大点的孩子大叫：
“你不是雷凤超吗？怎么？大教授的儿子跑到这里抢俺农民的粮食？你还要脸吗？”
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班的一个留级生，名叫杜树生，他家就住在八家，过去我还和他打过架！话音未落，杜树生抄起铁锨朝我打来，幸亏被刘海拦腰保住，嘴里还大喊：
“雷凤超，快跑！”
我蓦地抄起背包，扔下铁锨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家。耳边还响起杜树生的嘲骂声：
“怎么？大教授的儿子跑到这里抢俺农民的粮食？你还要脸吗？”
我被羞得无地自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