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大名叫胡振良，是我调回北京后的同事。说是同龄人，其实比我小5、6岁，是1952年出生。不过当我得知他于2009年8月30日晚病逝，着实感到震惊，因为他年仅57岁！
这两天我满脑子都是老胡的身影，毕竟在一起工作了多年，更何况曾给过我多次的帮助啊！
老胡是电教室的主任，也是电教室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最擅长的就是摄影，最喜爱的就是金钱。老胡是当年的工农兵学员，大概是底子薄教不了课，赚钱的机会不多，于是到了寒暑假，他每天都在学校“加班”。所以开学领加班费时至少也得2、3000元，与其他给学生补课老师不相上下。老胡还有一个惯例，就是每年新生入学军训时他都必不可少，他曾跟人自豪地说：“我每天拿到100元，还白吃白喝！”
老胡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爱喝酒，尤其是别人请客或公款吃喝。凡是单位有饭局，他都场场必到。有的新来个老师一时摸不着头脑，为了自身的安全就主动邀请他喝酒，此时他会神采奕奕携妻代子全家前往。其实每次喝酒时家人也规劝他：
“你有糖尿病，还是少喝点吧！”
不过香喷喷的老白干，洼晾洼晾的鲜啤酒，着实让人垂涎三尺。一个饮酒成瘾的人，哪能禁得起这样的诱惑？况且那些都是免费的午餐啊。
老胡跟领导的关系自然没的说，每次发展新党员的时候他基本看着领导的眼色行事。一个临退休前突然提出申请入党的女老师，只因是校长夫人的老同学和执友，很快获得通过。另一个申请一辈子的管子工老陶，直到退休也没被发展。我曾问过老胡：“你们怎么搞的？看人家老陶这样地忠心耿耿，每次积极分子活动人家都参加，为啥总不要人家呀?”老胡答道：“一到关键时刻他的毛病总改不了。”
事后我也打听了，老陶的毛病就是爱汇报。比如办公室开联欢会剩下的瓜果梨桃被***人拿走，老陶就会向后勤主任汇报。当事人得知，对他恨之入骨。得罪的人越来越多，自然也入不了党，光靠撅着屁股干活没用。
提到老胡对我的帮助，也是说来话长。他最大的特点是，每次对我的帮助都是要收费的，尽管如此，这对我来说也算是“雪中送碳”。
我这个人在学校和组长、领导关系都不怎么样。我记得刚来到这个学校，我们组长就叫我调走，离开这里，我把她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不久学校就找碴不叫我教课了，安排我在图书馆，还不准我走，（如果走必须交出住房）。结果我只好上班“备课”，下班到外校上课。我一干就是7、8年，终于奋斗了两套住房，不过这确实还有老胡的一份功劳。比如说，我上的大课，学生上百人。而且学生急需的录音磁带市场没有，我就花钱请外教，或别的老师替我朗读，（有的老师说什么也不要钱）然后我就找到老胡。老胡就把他电教室里积压多年的旧磁带以每盘3元卖给我，然后每盘的转录费是1元，成本是4元。我再以每盘带5元的价格卖给学生，这样学生疯抢，常常不够。老胡是随叫随到，有求必应。这样除去聘老师的朗读费，每次卖完磁带还能剩下几百元，当然就进了俺自己的腰包。
再说印刷吧，有的时候需要大量篇子，尤其是特殊的讲稿。学生需要，我就找到老胡。我按当时市场的价格给他付款，大概是8开纸一张是0.1元，每次都要印几千张纸，少说也得几百元。我卖给学生只需保本，略有结余。他给我印刷时通常是等专职印刷女工下班之后，他会亲自出马，独立操作。如果是给学校印刷，那自然是女工的事，与他毫不相干。不过有一个星期天他干的正起劲，那女工突然来到印刷室取自己的物品，被她撞个正着。当时老胡显得有点尴尬，我急忙解围说：“小李子，没来的及和你打招呼，我就把胡主任叫来帮忙…”
然后我抱着一大捆印好的纸刚要走老胡却把我叫住说：“老雷先别走，我给你开收据。”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和他交易从来不要收据。不过我还是装模作样地说：“嗷，我差点忘了！”
事后我在校食堂里吃午饭时恰好遇到电教室的老刘和印刷女工小李子，我们边吃边闲聊，说起“利用公家的设备为自己干私活”的事，我就顺便还问了他们一句：“上次我交的印刷款，老胡都如数交公了吧？”
没想到电教室的老刘抢先插了话说：
“你可真逗，他什么时候交过公啊？你以为我们都是傻B呀！”
印刷女工也会意地笑了，接着说：
“雷老师，你上次给他的钱他倒是破天荒地请我们几个吃了一顿自助餐，我们四个人共花了160元。”
我大吃一惊，原来多年来与他的交易，他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上次印刷我给了他312元，他也只花了一半？难道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哈哈，难怪老朽越活越糊涂！
其实老胡并非死于糖尿病，而是因为贪酒死于肝癌。说归说，想归想。对老胡的离去着实还让老夫一阵阵地难受。他的身影、他的笑容总是在我眼前晃动。因为昨天学校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我今天才知道。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看来我如今能做的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祈祷：
“老胡，一路走好！” |